近日媒体曝光山西晋城泽州县六百余年的明清古村落被强拆，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

       泽州县的半坡古村，全村有明清时期的院落古宅多达六七十处。2007年，该村被认定为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就在同年，当地政府以煤矿开采为由，将全村的近200户居民进行了强制搬迁。又以复垦的名义将这里的古宅强制拆除。　　

       无独有偶，据2014年2月3日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曝光，有关部门以“航空港区建设”为由，使历史悠久、珍贵文物古宅价值颇高的河南新郑古城、古村落面临被大刀阔斧拆迁的险境。其中霹雳店村和庙后安村两个五六百年历史的古村落，在2014年被拆成了一片废墟。　　

       古村落有着天然的民俗艺术博物馆之称，作为传统文化的寄居地、历史的“活化石”，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一再被强调。随着古村落日益减少，保护的任务艰巨性日益凸显。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十分痛惜地说：“很多古村落就是一本厚厚的古书，只是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了。” 　　

       实地调研、出书呼吁、卖画筹资，这些年，冯骥才没少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操劳奔波。两会将近，冯骥才又忙着为相关提案做准备工作。 　　　　

       村子没了，文化也就散了　　

       2003年开始，冯骥才发起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普查工作，2004年，为抢救和保护岌岌可危的民间文化遗存和民间文化传人，成立“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　　

       用“各种理由”拆掉古村落，这样的事在冯骥才看来早见怪不怪了。早在2011年，他曾带领团队用摄像机、照相机记录了天津杨柳青镇南乡三十六村的“消亡”。尽管杨柳青年画在2006年就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且该村作为历史上杨柳青年画重要的集散地，还住着不少老艺人，但仍未能改变南乡三十六村被拆掉的命运。　　

       “我带一个团队在村里，对村庄做调查，让艺人做口述，最后一次调查完，村庄就没了。”73岁的冯骥才讲到这里，语气中透露出些许无力感。　　

       冯骥才把那些离开了原有土地和文化环境的艺人比喻为飘零的“飞鸟”，“村子没了，你把鸟巢给拆了，它的文化也就散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湖南大学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长江、黄河流域，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到2010年锐减至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柳肃告诉青年网记者，由于很多村落居住条件较差，不少人认为古村落太落后、不发达，但却忽略了其“文化性”。而柳肃眼中，古村落是最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历史。“古村落、古建筑留下的是能进行研究的古代生产信息、技术信息、文化信息和艺术信息。” 　　

       “空巢化”不该成为古村落“杀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城镇化不断推进，村民们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享受更便利的生活，纷纷“弃村而去”，殊不知丢下的这个村子是意义非凡的“宝贝疙瘩”。　　

       冯骥才曾翻越太行山去山西调研，沿途村落的“空巢化”让他哑然，没有人住的村子就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空空荡荡屋子的排列又怎能称之为“村”? 　　

       “如果老百姓要搬走的话谁也没辙。经济状况差、居住条件差，谁也不愿意留在当地，帮当地人树立信心，这才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冯骥才说。　　

       古村落“消失”的最大推手正是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在的很多村落已经不适应当地居民的需求，他们自己都想搬出去。”主攻建筑遗产保护与更新的同济大学副教授陆地说。　　

       原位于传统村落主体地位的居住意义和经济意义现已经相对较弱，人们开始更重视它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而这正是解决古村落问题的关键，陆地向青年网记者解释道。　　

       在陆地看来，村落“空巢化”的同时，部分“新农村建设”在落实过程中的偏差也直接导致了传统村落的没落。“许多地方政府将原有的房子拆掉，集中建新村。他们不认为这(古村落)是文化资源，即便认为它是文化资源，政府也可能没有财力去考虑这个问题，认为即使留下来了也创造不了经济价值。” 　　

       在柳肃看来，“现代化”与“古村落”并不冲突，他走访调研过大量欧洲、日本的传统建筑，建筑内部的设施都很现代。他笑着调侃：“从建筑学来说，现代化无非指的是厨房、厕所的现代化。埋管子把水、电、天然气通进去就可以，古建筑里完全可以过现代生活。”

       旅游开发让古村落受益、受损

　　与一些古村落不断被拆的惨淡之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全国各地纷纷兴起的“古镇热”。乌镇、凤凰、西塘等古镇不仅为当地政府带来滚滚的经济效益，相应的开发模式也被各地学习效仿，推而广之。

　　“古城卫士”阮仪三曾表示，很多地方政府满脑子是钱，“留下来可以发展旅游、赚钱”的建议，是地方政府最愿意听到的。阮仪三努力促成了平遥、周庄、同里、甪直、南浔等免遭建设性破坏。

　　然而，旅游开发令地方获益的同时，为古村落带来破坏也不容小觑。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许多古城、古镇进行改建以增加现代化设施，甚至为吸纳更多的游客过度开发、兴建大量的仿古建筑，不同程度地破坏了古建的“原真性”。

　　因过度商业化，柳肃曾两次随同湖南省建设厅官员到凤凰古镇作批示。“太商业化了，灯红酒绿的，晚上两点钟了酒吧还吵吵闹闹，哪有点古镇的韵味。”然而最终的整改不过只以“古镇晚上十二点钟后静音”为结果，柳肃满是无奈。“相对来说，总比被拆掉好。拆掉就回不去了，过度商业化还可以整改回去。”

　　冯骥才给很多人“叫好”的古镇、古村的旅游开发泼了冷水。他将旅游开发和保护看为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开发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村落，而是为了发展旅游，他们把留下来的老东西当做赚钱的资源，再把它推到市场上市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像凤凰这样为发展旅游而“受益”也“受损”的古镇、古村落，陆地将之视为一种特殊的妥协方式。“我们在这方面的保护还有很多不完善，不像欧洲一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能够面面俱到。让政府出手保护，它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发展旅游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应针对古村落有专门法律

　　专家、学者在奔走呼吁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开始着手保护古村落。

　　2012年，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委联合下发通知，在全国开展传统村落摸底调查，建立国家数据库，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避免出现对传统村落的强拆和破坏。截至2014年11月25日，共有2555个村落进入传统村落名录。中央财政将用3年时间集中投入超过100亿元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但是一个大问题也随之而来——要怎么保护?

　　“文物保护虽然有专门的法律，但犯法成本很低，破坏文物最高罚款也就50万元。这对开发商来说毫无震慑力，相比之下经济的诱惑力太大了。”柳肃回忆，前两年梁思成故居被拆迁，全国都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以罚款50万轻松告终。

　　冯骥才也表示，针对物质文化遗产有《文物保护法》，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针对古村落也应该有专门的法律，没有法律保护就没有凭据，也无法进行追究和问责。“否则，像山西晋城、天津南乡这种地方，不保护也没人能管，拆也就拆了，你怎么去问责于他?”

　　此外，冯骥才还建议要有严格、科学的保护标准和监督机制，“专家规划的标准就应该是保护的标准、也应该是监督的标准，这三个标准需要统一。”

　　近年来，国家对古村落保护工作加大力度，拨款也增加不少，这让一些古村落尝到了“甜头”，这些改变也让专家、学着们对古村落保护的未来比较“看好”。

　　山西晋城官方2月5日公开回应拆掉明清古村落一事，表示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责令相关责任单位采取措施修复遗留现存有修复可能的古建筑。

　　这或许算“不幸中万幸”的结局。

　　采访将近结束的时候，冯骥才说：“我们要赚钱增加收入，我们也要看电、买书，这是精神文化的需要，是提高修养和素质的需要。而保护一个古村落就是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