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郭延冰　　

       文艺问题要听听国家的声音

       新京报：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引起了很大关注。

　　冯骥才：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文艺座谈会放在当代文艺发展史上来看，它带有里程碑的性质，因为它是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一个全新的文化、社会背景下，谈论文艺最根本的问题。

　　新京报：在你看来，这次座谈会为什么反响这么强烈？

　　冯骥才：为什么说是关键的历史时刻。就是党和国家已经确定了，中华民族要复兴，那么文艺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放到什么位置？这时候是需要思考的。

　　说全新的环境，是因为现在是商品时代、消费时代。文艺、文化跟消费混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新的问题，甚至是乱象。这时候，文艺工作者不但要思考文艺与社会、与人民的关系，还要厘清文艺与商品的关系，是卖家和买家的关系吗？文艺有没有自己的尊严？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文艺工作者思考，但又要听国家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会上，把这些问题都涉及了，引起很大的反响，这是必然的。

　　新京报：会上，习近平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现在的文艺工作者，怎么做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冯骥才：如果文艺工作者都陷到市场里，那是不可能扎根人民的。市场有它的规律，比如电视剧，现在谍战剧比较时兴，大家就都做谍战剧，找一点由头就开始编，完全成商业片了，这跟香港一些武打片一样，人物故事没有历史背景。除了文艺工作者不要陷在市场里，关键还要看文艺主管部门，把好的文化和商业度高的文化怎么摆。

　　“谈到这些书很有亲切感”

　　新京报：这次座谈会的规格很高，你在去之前，想到会由习近平主持吗？

　　冯骥才：十二三号吧，我接到通知，说中央要开一个关于文化工作方面的会，让我准备参加，没说哪个领导来。但我有种感觉是中央最高的领导，可能也是我心里有个期待，希望中央就文化领域一些根本问题讲一下。

　　新京报：会上和习近平有过交流吗？

　　冯骥才：他见我面还跟我说了两句。他说你还做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啊，我说是，我还做传统村落的保护。他说你做了很多的呼吁。我当时心里挺高兴的，他说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呼吁他看见了、听见了。我当时说，你在这方面也讲了很多话，我们很注意，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新京报：会上还有什么细节让你印象深刻？

　　冯骥才：有个细节我很感动。他讲他到古巴去找海明威的故居，在海明威曾经写过东西的饭馆里吃了顿饭。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到国外去，也经常找作家、艺术家的故居。比如前两天我到俄罗斯，就去了契诃夫、普希金、马托娃的故居等等。我觉得，习主席很有文学情怀。

　　另外，他还有家国情怀。年初农村工作会议上，他讲到城镇化，对于那些传统的、古老的村落，他说传统文化要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这个词是非常有深度的，我觉得他跟我们之间心有灵犀。

　　新京报：现在外界在流传习近平的书单，比如他在会上提到的《静静的顿河》、《红与黑》、《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你对这份书单有什么共鸣吗？

　　冯骥才：当然有共鸣。他提到的都是经典，都是那个时期我们最想读的。那时朋友之间如果聊到一本好书，自己要是没看，朋友都借给你，大家都是想办法把最好的书先看了。

　　警惕真文化变假文化

　　新京报：这些年你一直关注古村落和非遗的保护，文化产业化对这两块的冲击有多大？

　　冯骥才：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就是旅游化的问题。有媒体报道，每天多少万人进这个村子，把村子变成娱乐城了，村落被破坏了。另外，旅游就要有足够的项目满足游客，就造了很多假的景点，编一些假的故事和歌舞。真文化变成假文化，这也是一种破坏。

　　非遗比如剪纸，有所谓“生产性保护”，就让很多地方的剪纸、木版年画产业化了。把木版改成机器，把剪纸用做好的模具冲，一冲就100张。之所以把剪纸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主要因为它的手工技艺，如果用机器压，就失去本身的属性了，造成了本质上的破坏。

　　新京报：在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很多文艺作品跟商业走得越来越近，你怎么看待？

　　冯骥才：这些年，我们把文化产业过分地放在一个和文化事业并列的地方是不合适的。现在我们一提文化事业就是文化产业。今年两会的记者会上，我说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如果只谈文化产业，概念是成立的，但加上“化”就麻烦了，这个“化”不是名词，是动词。如果“化”的话，往往就把那些不能成为产业的文化，也变成产业了，说白了就是拿文化赚钱，或者误导人们只有能赚钱的文化才是有用的，那彻底地把文化的精神性、思想性、教化功能、对人的良性的影响的功能全抹去了。文化产业化的概念，是这些年里对文化的误导。

（原文题目：文艺工作者不能陷在市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