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来说，虽然地区发展不平衡，村落终结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但在发达地区，村落终结的“巨变”已在加速进行，甚至快得让“人们似乎忘却或忽略了，在故去的老人和新生的婴儿之间存在的继替关系，以及后者血脉和身躯里依旧流淌和生存着的祖辈的血液和基因”。

还是 20 多年前的 1991 年，《农民的终结》中译本出版，这是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经典之作。中译本刚刚问世之时的，谈论农民终结似乎应在更遥远的未来。然而，仅仅10 余年后的 2004 年，该著译者李培林先生出版了以广州城中村为背景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书中着意表明，选择这一研究主题，并非赶“终结”的时髦；而是对来说，虽然地区发展不平衡，村落终结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但在发达地区，村落终结的“巨变”已在加速进行，甚至快得让“人们似乎忘却或忽略了，在故去的老人和新生的婴儿之间存在的继替关系，以及后者血脉和身躯里依旧流淌和生存着的祖辈的血液和基因”。

村落与农民的终结：研究社会巨变的路径之一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中很具震撼力与国情特色的社会现象，自《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推出后，村落与农民终结视野中的城中村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关注的议题。当然，此议题的理论性聚焦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缘由，正如孟德拉斯所言，工业化和城市化铁律打破了原有平衡，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与此相关，我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社区的重要性再次凸显，社区重新成为人们组织生活的重要工具。城中村之形成、维系与发展，恰好与这一宏大社会变迁相呼应。研究与发现村落和农民终结的理论及实践逻辑，正是对这一千载难逢社会巨变的表达。

       村落与村民的终结，至少具有相互联系的二重内涵，一是实体空间意义上的终结，这主要指具象性特点的村落的改变或消失；二是社会意义上的终结，其中包括具有狭小、全面人际关系的“熟人社会”的退场，而那些曾经的在场者，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化的转化，村落演化为城市社会的实体空间，剩下的至多是那些难以复原的“乡愁”。迄今为止，无论是关于城中村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共同表明，城中村是众多关系交叉作用的产物，其形成与维系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基于“理性有限”考量，在城中村当下和未来走向的问题上，遵循和认识演化中的某些自在秩序，也许更有助把握城中村发展的精髓。

       村落与农民在走向终结，但难以真正终结，而关于村落与农民终结的研究，更不可能走向终结。迄今为止，城中村研究已成为一个具体学术论域，并提出了许多观点。如有观点认为，城中村是我国底层社会生存发展逻辑的集中体现，实际代表一种不为城市主流所认可的经济社会形态，甚至认为，城中村是城市“社会—经济的塌陷带”；同时，也有研究把城中村置于经济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背景下来认识，认为城中村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是城市化中不可或缺的“社会阶梯”。此外，城中村研究也提出许多有待深入的问题。城中村 “外来”与“本土”的混合与冲突，体现在社区各层面，不少体现为“问题”性存在，如空间结构的异化、阶层结构的底层化、居住主体的“无主体意识”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以相互联系的方式，塑造着城中村乃至所在城市的未来，并给城市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梳理城中村变迁与改造的有关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城中村制度及对策，这是城中村转型为现代城市社区的基础。

       豪宅租不出“豪”价：城市融入需要具体而微的努力

       城中村在演化为城市独特功能体的同时，还发展成为城乡社会问题的“缓冲器”。在城市社会体中，城中村功能虽然难以替代，但“边缘社区”仍是其基本属性。这里所指称的“边缘性”，并非单纯空间结构意义上的，而主要是经济社会层面上的。城中村是城市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区，因各种社会问题的“高发”与“多发”而为人熟知，但它在遭到众多诟病的同时，实际也成为城市公共资源投入的盲点区。相较其他城市社区，城中村作为由“村”向“城”转化中、在自发秩序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社区，其汇聚了太多并没有纳入城市管控体系的经济社会要素，致使社会问题密集。相关统计显示，广州治安案件的 80%系外来人员所为，而其中 90%的犯案者，捕获前就落脚在城中村。天河区检察院 2013 年 3 月办结的三起猥亵儿童案，均发生在城中村。频繁停电是城中村老大难问题，这与城中村人口密度大、违规用电问题严重等密切相关。与公共管理相关的各类问题还有很多，而大幅强化公共管理，加大相关资源的投入，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优化社区治理。

       城中村的深度城市化，不仅是空间结构上的，更是经济社会层面的。即使业已全面完成改造的城中村，其后续的深度城市融入，仍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2011 年初，猎德村外迁村民回迁原地，为庆祝回迁新居的第一个新年，元月下旬的连续三个晚上，改制公司为村民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村内锣鼓喧天。接下来的整个春节期间，村内喧闹异常，放鞭炮、舞狮子、摆宴席……回迁村民在喜庆中过了一个隆重而充满村落气息的春节。但附近楼盘的  “邻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认为，猎德新村那边传来的“鞭炮声实在太吵了！”作为猎德村“当家人”的李书记，这时也站在“邻居”的立场上，他说：“希望这些扰民的旧习俗能慢慢改掉……毕竟回迁的关键是融入都市。”为此，在回迁典礼上，李书记及其领导班子刻意穿上了西装，以此表明融入城市的决心。

       城中村的彻底城市化，需要各种具体而微的努力。猎德村村民就是在自家豪宅难租好价的反思中，慢慢领悟到实现城市融入的必要性的。刚搬进新居后，村民还有点“水土不服”，或者可以说，主要是周边的城里人没有“接受”他们。大热天里，女白领进到密闭电梯里，遇见上身赤裸的男村民；烟头随便往楼下一弹，恰巧把楼下邻居的床单烫出个大洞；逢农历初一和十五，村民在家门前的楼道里烧香拜祖，一不小心就启动了防火系统，水花四射……因此，虽然新村环境与房屋条件都已和周边楼盘“接轨”，但租金水平却是整个片区中最低的。豪宅难租“豪”价，与村民的一些“陋习”相关。村民也意识到，若邻居都“看不惯”，怎指望高档租户能接受？若入住社区与租户期望差距太大，怎指望租户承担与其他小区一样的租金？为了提升村民素质，改制公司甚至有意请专业教师就村民穿衣、说话等日常行为进行专门培训，后因班子换届，这个“气质培训班”便没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