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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怪是“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说的就是 1910 年建成通车的滇越铁路，碧色寨火车站也因此崛起为滇越铁路第一大站。如今，碧色寨还保留着大量历史建筑：始建于 1909年的滇越铁路帮办房，1915 年希腊商人哥胪士所建的酒店，始建于 1912 年的大通公司旧址……可惜，这些珍贵的文化记忆却日渐衰败，保护现状堪忧。

同样在红河州，泸西县永宁乡城子村拥有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彝族土掌房建筑群，房屋依山顺势，梯级向上，层层叠叠，下一家的屋顶便是上一家的晒场。可当记者来到高处俯瞰，村口已经零星冒出几幢现代水泥房，村子里垃圾随处可见。一场雨下来，道路湿滑得厉害。导游惋惜地说，“由于没有地下排水管网，有的村道走不了了。”

著名的诺邓村也未能幸免。这个出产火腿的古村，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诺邓镇，因《舌尖上的》而一夜成名。作为云南最古老的村邑名称，诺邓在大山深处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至今仍集中保存着由民居、庙宇、盐井、衙门、驿路等组成的明清人文建筑群落。

然而，记者在诺邓村看到，有的老房子土坯墙开裂，有的已经倾斜。康熙年间所建的龙王庙，院墙残缺不全。云龙县旅游产业发展领导组办公室主任杨希元说，“2000 年，村里还有 130 多个明清民居院落，如今只剩下 106 个了，13 年间消失了 20 多个。”部分民间收藏已经流失，一些传统文化形态也正在消失。

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关于全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的情况报告》中坦言，绝大多数传统村落尚未编制保护发展专项规划，普遍存在保护管理措施薄弱、交通条件较差、设施建设不完善等现实问题。而雪上加霜的是，保护资金投入力度不足和筹集渠道单一，更加快了传统村落的消亡速度。

一些古村靠旅游求生存，却遭遇交通和资金难关

正值严冬，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学生刘海洲与 20 多名同学一起，来到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圭山镇糯黑村写生。这个村子有 600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石头古寨”。“村里开了好几家农家乐，50 元钱就可以住一晚、吃三顿饭。”刘海洲说，最多的时候，村里能有 100 多人来写生。大理州剑川县沙溪镇寺登街是“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古集市”，保存至今的传统建筑总规模达到 8.5 万平方米。随着大量背包客纷至沓来，咖啡、西餐、酒吧等现代元素，都在这个古老村落现身了。

像这样搞起旅游的古村落，在云南还有很多，比如大理州喜洲村和双廊村、沧源县翁丁村、腾冲县银杏村……毕竟，这些传统村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条件，发展乡村旅游，成了“活下去”的现实选择。

不过，矛盾却再次出现——环境闭塞曾是传统村落得以完好留存的重要因素，如今却成为旅游开发的绊脚石。泸西县城子村距离昆明约 3 小时车程，其中仅 1 小时为高速公路。“不少投资商到城子村看过，也和我们谈过，很感兴趣，但主要觉得交通不便，都没了下文。”泸西县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注意到，由于外来投资商积极性不高，当地政府又没有充足资金用于开发、宣传，云南许多传统村落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招商不是唯一出路，保护和开发应把主动权交给村民对于古村落而言，更大的危机在于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一边要死守保护防线，一边却面临经。

济发展需求，究竟该如何平衡？

“保护肯定是第一位的。村民们已经意识到，传统风貌才是吸引游客的卖点。”糯黑村党总支书记曾进和说，2009 年后，村里争取上级投钱，将瓷砖重新换回石板条。现在，如果不用石板条盖房，宅基地不予审批。建房前，村里还要收取 3000 元保证金，如果按照传统风貌建房，就全额退还。

云龙县委宣传部部长王会琴说，县里准备对诺邓村进行立法保护。至于开发，招商引资并不是唯一出路。“完全交由外面的公司经营，会加速古村的商业化，导致村民被边缘化、参与度不高。”因此，诺邓村正在探索一条新路——政府作指导，将保护和开发的主导权都交给村民。据悉，村里成立了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协会，今年 5 月换届时，采用“海选”办法，由村民选出理事长以及 15 人组成的理事会。

寺登街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当地政府出资进行村内基础设施改造，再借助国际项目资金进行古建筑的修缮和保护。“寺登街的修缮和保护，强调修旧如旧——不光是修出来像旧的，而是最充分地使用原有材料。”寺登街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剑雄举例说，一根柱子朽烂了，不是整根换新的，而是只换朽的那一段，其他部位仍保留原有的柱子。

为避免过度商业化，寺登街正在探寻通过古建筑修复带动整个地区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为村民寻找合适的产业等，而不仅仅只是依靠旅游。

糯黑村村民阿文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一定要考虑村民的诉求。“谁不想过上更现代的生活？今后可以在古村旁边划一块地，解决好水、电、路等问题，集中建新村，帮助村民改善居住条件，古村里还是要鼓励村民原村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