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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纯地把目标当成目的的行为冲动下，政府想卖地，地产商想开发，各类公司想把农村的资源集中起来，而一些高层也想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点。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下，有些地方将小城镇作为利益冲突的筹码。在城镇化过程中陷入新的误区：将城镇化作为追求 GDP 的手段、作为建设形象工程的手段，这样形象会上来，民心会下去；城镇化如果成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房价会上去，但内需会下来。

这样做，很多破坏性建设的城市出现了，但美丽的乡村、蓝天、绿地却没有了。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首先让城镇的人民受益。一个没有自主权利、没有社会资源供给、没有创造能力的城镇，不会有城镇化的意义。

城市趋同特色难寻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旧城改造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不少地方改造中“破坏性建设”的失误，也多受诟病。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借鉴城市的成功经验，同时避免“城市发展病”，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几十年前，大大小小的城市是陈旧的，但是各具特色；现如今，大大小小的城市多已“翻天覆地”旧貌换新颜了，但越来越趋同，特色难寻。除了极少数老建筑“盆景式”地点缀在海量的玻璃大厦、水泥丛林中外，许多大城市已经找不到它的本色，有些甚至已被彻底“肢解”、“整容”成了完全“标准化”的现代摩登模样。不光建筑外观，连街道风格、店面装潢、橱窗展示、广告词语等等，都接了同一的“轨”，而原来附着于老城躯体上的那些特色文化、传统韵味，都只能到博物馆、保留景点或者剧院里去寻觅、观瞻、体味了。

“现代化”的“铲车”，在推平大量普通陈旧建筑、危房的同时，也毁灭了不少无价的有形历史瑰宝，伤害了深植于彼的无形文化之根。

我国城市规划、古建界的泰斗郑孝燮老先生，30 多年前就紧急上书中央领导，使北京德胜门箭楼免遭被拆厄运。10 多年前，他拍案力争，坚持把平遥古城列入“申遗”名单。可是面对近年的现实，老先生神情黯然地对记者说：“现在一些会议请我我都不去，一是我说话不客气，二是说了也没人听。”

他认为现在一些“改造”行为，实际是对城市的残酷破坏。而这种“破坏性建设”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农村不再文化消失

据记者了解，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也陆续掀起“旧村改造”的热潮。人们很自然地担心，在把农村建设纳入城乡统筹的“大盘子”的同时，会把“破坏性建设”的疾病也引进农村。事实表明，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实际上，在许多“先行”地区，随着城镇的变大，建筑的翻新，农民的“上楼”，原有农村的“农”味已经消失殆尽，甚至连“储存”它们的博物馆都没有，而是干净、彻底地“根除”了。让人焦虑的是，这种病症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近记者走访了几处现代化名村，“与城市完全一样”的自豪，令人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儿。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字，2002 年至 2012 年，我国自然村由 360 万个锐减至 270 万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2012 年 4 月在冯骥才的倡议下，国家决定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颁布了第一批 646 个传统村落名单，将保护传统村落列入国家重点项目，传统村落被称为中华民族的 DNA。

住建部村镇司司长赵晖在成立仪式上介绍，今年内将颁布第二批约 1000 个传统村落的名单，下一步将科学调查，建立档案，落实保护制度，完成指导规划，确立修复重点，坚决避免“破坏性建设”的行为。

概念炒作房地产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推动新型城镇化，给低迷已久的楼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房企普遍看好城镇化给房地产行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再度掀起了拿地热潮。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等地频频传出新的“地王”，仅去年 12 月份，万科、中海、保利等 9 大标杆房企就累计拿地 390 多亿元。

专家普遍担忧，简单将城镇化与房地产化画等号，后患无穷。他们认为，不能将城镇化理解为城市扩张化、大占耕地盖高楼的房地产化。有些地方借城镇化大量圈地，大搞房地产，会扭曲城镇化新政的功效，引发新一轮地产扩张，其后果将是让三、四线城市也面临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

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要防止五个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不能一哄而起搞运动，一味追求城镇化高速度和规模扩张。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避免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从而先高地价再推高房价。四要防地方以地生财消灭村庄，迫使农民“被上楼”。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大中小城市布局失衡，而导致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地方政府的举措紧跟中央步伐，认清了城镇化带来的机会，这值得肯定。”上海交通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高汝熹对记者说，“城镇化确实是未来 20 年维持高速发展的‘引擎’，但过多炒作城镇化没有意义。因为，城镇化是一个‘过程’，需要切切实实地推进，而不是投资概念上的‘炒作’。”

潜在风险投资冲动

随着“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投资价值的明确，市场随之出现了多种争论。高汝熹直言，一些地方政府在提出城镇化目标的同时，还推出了一系列地铁和机场等新建或扩建基础设施的配套工程，“那么，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从何而来？是不是会再次加剧地方融资平台的负担”？资料显示，从 2009 年至今，关于地方债危机和地方政府“破产”的消息就屡次见诸报端。一旦从 2013 年至 2020 年继续“大干快上”基建工程，或将再次加剧地方政府的负担。

“不必担心‘破产’，因为，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不可能仅由地方财政来负担；再者，也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将精力集中在基础项目的建设上。”区域经济专家徐长乐对记者说，“真正要担心的，恰恰还是地方政府潜在的投资冲动。尤其是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的‘司令官’，在业绩考核、财政收入等方面的压力下，投资冲动或难避免。”

高汝熹也指出：“潜在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好城镇化与‘三驾马车’中投资的关系，乃至与细化的房地产市场的关系，一旦地方政府加快城镇化建设，或会造成投资过热，并加剧通胀的迅速升温。”

记者注意到，农业银行就此曾公布研究报告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可能借新型城镇化之名，行过度投资之实。”农业银行甚至称：“应警惕投资过度带来的新一轮产能过剩。”

据记者了解，部分城市的城镇化投资计划甚至被媒体评为“简化为拆迁与征地”。普通消费者担心，的房价或因新型城镇化进一步上涨。

主体错位忽略人本

城镇化已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扩大内需、培育新增长点。因此一些地区、房地产商和资本市场投资者闻风而动，纷纷拉起城镇化大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项目产业布局，即使开发再多的房地产、建再多的高楼大厦，恐怕也是一座“空城”。这样的城镇化，

只能造成包括土地在内的国有资源的大量闲置浪费或变相流失，所以要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

遏制各地大举圈地盖楼的冲动。

据记者了解，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前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城镇化正在高速推进，从 2007 年到 2011 年，大陆城镇人口由 5.94 亿增加到 6.91亿，城镇化率由 44.94%上升到 51.27%。很显然，城镇化日益成为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与此同时，高速城镇化也给我们带来了种种隐忧：农民工社保、教育、医疗等障碍难以化解，大量环境被污染。

据记者了解，这些隐忧不仅严重制约了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生存在城镇里的居民带来困扰。

编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即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如何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化解各种隐忧，无疑成了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道严峻考题。

必须看到，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始终是“人的城镇化”，没有城镇居民的安居乐业，没有环境的宜居，再耀眼的政绩光环，都注定是一场虚幻的梦。毫无疑问，在转型期的，城镇化已成为实现“梦”的一个注解，能否让“梦”最终从理想走入现实，编织好所有人的幸福生活，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