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乡村社会也在加速变迁。在此背景下，数千年来滋养于村落的民间文化、传统民俗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生活力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一批民俗学研究者扎根农村，观察与民俗文化共生的村落变迁。他们在扎根村落、深入传统中，形成他们关于田野经验的话语。

　　在村落中观察民俗文化事象

　　村落被民俗学者视为田野调查的最佳场域，也是最基本的空间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铁梁表示，民俗学把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在村落中观察到的民俗文化事象，具有时空的限制意义。

　　民俗学家如何展开村落研究？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张士闪介绍，研究者将村落中的人、习俗、文化传统与生活现状等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深描，逐步理清村落社会运行的逻辑，阐释村民的生活世界及其赋予生活的意义之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对广泛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形态与社会变迁状况予以描述与推导。

　　近年来，以村落为单位的个案田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今年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也将“完成‘村落文化志’系列丛书”纳入其中。谈到“村落文化志”编写的必要性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表示，当下开展以关注文化价值为核心、解决农村实际问题为指向、多学科跨学科参与的村落的系统研究尤显其时代紧迫性，“村落文化志”规划的提出也是基于这一背景展开的。

　　注重长时段跟踪村落发展

　　传统的民俗学村落田野研究或以对民俗事象空间维度的横向比较与时间维度的纵向钩沉为基本研究模式，或大量借鉴西方人类学的田野理论。民俗学者以村落为对象的田野研究既服务于当下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也在实践中提炼着对本学科研究方法、理论的思考。

　　张士闪从村落田野经验中提炼出了当下村落田野研究正在形成的方法自觉。一是注重人地互动的关系，从人与自然之间长时段的相互塑造关系来理解民俗传统；二是注重社会发展进程中礼俗互动的关系，从乡村生活实践中观察整个社会的礼俗互动态势，梳理其价值演化的脉络、机制与逻辑；三是关注田野调查中的人际互动关系，将田野访谈视作一种特定的人际交往方式和文化互动实践。

　　要做到这三个互动，意味着对研究对象的长时段观察。在主持文化部项目“多民族地区村落文化保护与社会发展”时，李松等几位学者就曾用14年时间跟踪观察过一个普通村落。张士闪将这样的村落田野研究方式称为“深描”。

　　在张士闪看来，“关注农村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关注老百姓的想法，尤其是他们对所置身的文化传统的纠结”，正是民俗学者在研究本土村落时不同于国外汉学者的优势所在。民俗学者与村落有着文化的共振，对其背后的传统有细微的体察，从中可以透视出很丰富的内涵。“比如某些村民村落的俗语可以成为进入村落文化的切入点。”

　　以“志”的方式书写村落

　　“志”的文体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民俗学调查、研究与书写。如在新修地方志中有民俗志的专卷或专篇，以省、市、县、乡、村为单位的一批地方民俗志，以省为分卷的《民俗大系》《民俗大全》和以事象类别为分卷的《民俗通志》。

　　“民俗志不同于一般志书写作，它要掌握并且传达出人们对于各种生活经历的鲜活记忆与真切感受。以村落为单位的民俗志或文化志，是要通过一个村落来了解与这个村落所处的一个大社会的共同性的历史、社会结构性、整体社会文化类型。”刘铁梁针对区域民俗志提出了以“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调查与书写方法。他谈到，这既要考虑怎样抓住一个地方民俗文化的总体特色，又要考虑一个地方的各种民俗现象之间存在的互相连带和建构的意义关系；既要有一般生活文化知识的详细叙述，又要容纳一些个人或群体的生动的故事，与地方文史志的写作形成分工。

　　李松表示，未来以“志”的方式开展村落文化的写作，要将传统志书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或民俗学调查报告式的志书写作相结合。在此之前，《节日志》已经做了很好的探索。比如节日志前半部称为“志略”，基本延续传统的修志模式，后半部则是学者在不同学科学术要求下做的调查报告。对于获得今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山东村落田野研究”，项目主持人张士闪做出初步构想，将以村落展示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质，并兼顾各种类型的历史文化积淀区域；同时还要注意村落自身的不同类型和模式，深描村落的个性特征。

　　李松也提出，现在民俗志、文化志研究性的案例成果已经很多，但大多呈现碎片化的形态，缺乏从整体上形成系统全面的认识；而且往往侧重解释现象、分析问题，却很少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未来村落文化志的编写会更强调其实证性价值，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