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蕴含着丰富深邃的民族历史文化信息。但是，随着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步步推进，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遭到侵蚀，传统村落正在急剧消失。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此，我们应该努力唤起国人的保护意识，并且端正观念，即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护村落建筑的层面，忽视村落里已经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原住民的文化观念、道德价值取向以及多样化的生活形态等非物化的存在。

是一个农耕文明非常发达的国家。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遍布着大量的传统村落，它们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信息，是宝贵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世界人类文化遗产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谈及“村落”一词，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乡间的房屋建筑。作为拥有7000年农耕文明史的国度，我国各地遍布着大量各具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传统村落建筑。村落文化无疑要包括这些内容，但除此之外，村落文化还包含着生活于建筑空间里的居民及其创造的文化。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最为稳定的社会单元。作为社会单元内在结构最为紧密的小群体，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们通过其相互关联、内在互动，不断传承内部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成为了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是我国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社会品质、正统文化以及政治精神的基本载体和驱动力。

但是，随着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步步推进，人口的快速繁衍增加，人们的居住方式也在逐渐向集聚化、现代化、经济化的方向发展。原有的粗放农业生产方式必然会被淘汰，传统村落作为农村居民居住的载体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遭受侵蚀，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村落的历史真实性正在消失。特别是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日益迅猛，因国家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制约、不少基层干部对新农村建设政策误读误解或急功近利的政绩建树意愿、商业模式下的过度旅游开发、法律法规缺位等诸多原因，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根据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多年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幸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2012年10月，据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文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冯骥才指出，相关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10年前有360万个，现在则只剩270万个，平均一天时间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个到100个。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不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我们很快将面临着失去文化根基的危险。无论是在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传统古村落生态状况都令人堪忧。

传统村落的消亡无外乎以下五个原因：

一、国家现行农村土地政策制约下的原住民自主自建性破坏；

二、政策误读误解与急功近利的政绩建树意愿下的建设性破坏；

三、商业模式下的过度旅游开发性破坏；

四、法律法规缺位、保护标准缺失、保护经费缺乏下的保护性破坏；

五、其他社会性原因与自然灾害性破坏。

国家已经逐步意识到了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并出台了一些重要措施。比如，为评价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认定传统村落的保护等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31日联合发布《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要求各地据此对本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价值进行评价认定，按照统一分值要求推荐国家级传统村落。2012年9月29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传统村落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共上报上万个传统村落，其中云南、山西和贵州拥有的古村落数量居于前列。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登记上报了11567个村落信息，登记上报1000个以上的省有3个，其中云南省最多，有1371个，山西和贵州分别为1213个、1095个，占登记上报总数的31.8%。另外有16个省级行政区登记各分别上报了300个以上传统村落，共计10259个，占登记上报总数的88.7%。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与村落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严重滞后。我国虽然早就出台了《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但是主要用于广泛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绝大多数遗存下来的传统村落建筑及其文化遗产与形态，虽然一方面具有文物的特征、属性和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往往介于“文物”与“非文物”之间。《文物保护法》不能、也不宜将其全部涵盖而纳入保护范畴之内。而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目前又尚无其他专门的法律可依。一些地方虽然出台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其局限性非常明显，难以从本质意义上保护传统村落，因而导致大量未列入或不宜、不能列入文物保护范畴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法律法规缺位性损毁。此外，另一类保护性破坏所造成的现状也值得引起重视。我国有不少古村落，因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建筑艺术价值，很早就被纳入文物保护法的视野，受到保护。这些古建筑的维修与保护，是根据保护等级、审批权限和经费拨付来源来进行的。

在全国50多万古建筑保护项目中，国家级与省级保护项目所占比例和数量相对较少，绝大多数都是由市、县财政承担的。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市、县财政，基本上无力拨付这些保护项目的维修经费。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传统村落古建筑，挂着被保护的牌子，实际上却长期处于缺乏监管与维修的状态。一些古建筑由于挂了保护牌，原来居住使用的单位或者个人被迁走，建筑物损坏了也无人维修。一些仍然在继续使用的保护建筑，未经批准不能擅自维修，虽然破损，但是物权所有者烦于审批手续的繁琐，干脆不修。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许多老建筑由文化遗产变成了文化遗憾。

传统村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体现着一个地方的建筑格局和活态传统，反映着人与自然环的和谐关系。这些传统村落在空间布局上往往构思巧妙，包含着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智慧。村落的消亡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乡村风景和田园文化，将彻底成为摄影图片中的风景和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而不再存在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之中。

在传统文化中，这些村落田园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寄托自我的重要载体。著名的隐士陶渊明于义熙元年（405年）的秋天，在叔父陶逵的介绍下担任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最后赋《归去来兮辞》反问自我：“田园将芜胡不归？”于是毅然回乡，过着一个村夫的生活，既有“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的艰难，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闲。他甚至虚构了一个桃花源作为农耕文明的时代乌托邦，让后世的文人在仕途不顺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回归之处。

陶渊明之后，文学史的历史上多了一个“田园诗派”，谢灵运的“野旷河岸净，天高秋月明”，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王维的“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等等，无一不是在赞美这种村落中的自然风景和淳朴生活。即便是在《红楼梦》豪威华贵的大观园中，也仍然需要一个朴实的农耕生活场所来进行调和。曹雪芹用优美的文笔写道：“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古代知识分子的村落文化情结，于此可见一斑。

传统的村落中，每一个细节的设计都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精致部分。建筑设计师俞孔坚说：“祖坟，村头的风水树、风水林、风水池塘，一条小溪，一块界碑，一条栈道，一座龙王庙，都是一家、一族、一村人的精神寄托和认同，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些乡土的、民间的遗产景观，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如果我们不保护好那些重要的古村落，不守护好农村与城市的界限，那么这些诗意场景将不再重现，包围我们生活的只能是冰冷的钢筋水泥建筑，我们的生活中不再弥漫着泥土的芬芳。

我曾经在光明讲坛中感慨地说过：“这些古代村落所遗存的文献与碑刻，载述了这些由传统村落原住民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真实故事，给今天的我们，传递出了多少有关中华民族生息繁衍、伦理与道德秩序构建、家国观念的培育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还有多少具有重要意义的传统文化信息深藏在那些不为我们所发现的古村落中呢？又还有多少传统村落中具有非凡价值的民族文化历史物证，因村落的消亡而消亡或正在‘被’消亡呢？”

当然，我们并不是顽固不化，像欣赏男人的辫子或者女人的小脚那样去看待村落文化。我们呼吁保护传统古村落，是要将它作为一种历史的遗存、一种传统生活的源本及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来看待，但并不是让我们村民们继续停留在那种落后的生活中。我们也不是反对城市化，也不能反对农民利用现代文明的成果改善自己生活的合理诉求。很多学者都在歌颂这个史诗般的城市化进程，赞美城市化的进步让那么多农民成为市民。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合理有据地充分考虑到各种各样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配制？如何保护农耕时代遗留下来的村落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课题。

1926年，英国城镇规划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爵士发表了环保作品《英国的乡村保护》一书。艾伯克隆比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城市扩张，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划，使城镇和乡村之间如同连续的消费品传送带；此外，大量轻工业工厂、郊区住宅、广告牌等也扩张到了乡间，最终，城市的发展将会侵吞整个乡村的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艾伯克隆比由此更呼吁成立一个相关的委员会，作为与城市无限制扩张抗争的手段与组织。当年10月7日，CPRE（乡村保护协会）宣告成立，艾伯克隆比爵士担任荣誉秘书长。通过这个组织的活动和努力，促成了英国很多环保法令的颁布，它强大的活动能力在近年来甚至能影响整个欧盟环保法令的颁布。该组织提出了树篱保护运动、湿地保护概念、乡村生活质量保护问题等来保护英国的传统村落，其最终结果就是目前英国国内仍能保存大部分传统的乡村景致。

吸取全世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经验，结合当地不同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资源优势来保护多样化的村落文化，是一条比较适宜的道路。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考虑自身的资源，而不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吞噬。比如，农业机械化是一个很好的举措，也是全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并不适合于所有的农村地区。湖南多丘陵和山地，很多地方能够开垦的土地都以梯田的形式存在，无法推广机械化的大田农业，当地居民一直使用传统的农耕模式来劳作。在当今食品安全出问题的时候，这种较为缓慢的耕作方式未尝不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如果政府对这一块有一些引导、投入、保护，那么即使它按照传统的农耕方式进行生产，收入依然能够提高。其实，意大利的慢食运动给了我们很大启示。在速食文化日益渗透着现代人生活的年代，意大利兴起的慢食运动以推崇传统美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联系为宗旨。其知名连锁美食城“Eataly”中的食材全部来自当地农场，完全符合“慢食”运动提倡的以传统生产方式制作食物、促进地方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是保护地方饮食特色的重要平台。这种放慢生活节奏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快餐式”的城市化除了使村落消失，还将消耗掉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所以，“慢食文化”的理念不应该仅仅针对传统食品，也应该针对所有农耕时代流传下来的物质活非物质文化遗产。

针对众多的具体现状，为了保护我国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前村落保护的一些措施。其中有两点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保护传统村落，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古建筑的保护，还应该保护好在这个村落中所生活的人们的生活形态、劳作方式、民俗信仰等。古建筑是传统村落文化中的显性具象的载体，是村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全部。过去的村落保护，主要局限于维持传统村落建筑的原有的建筑样式与外貌，却忽视了生活于这些传统村落建筑中的居民，以及由他们创造的包括生产生活方式、信仰与习俗在内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导致许多本来具有“活态”特征的村落文化，变成了一个空空的建筑架子。

第二、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不能仅仅是站在某些部门及其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以往的村落保护相关条例，往往是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政策资源优势，以法律的名义来争取和巩固部门利益，获取法律执行权，进而获得其他各种相应的权力。这种法律法规对传统村落的损害往往是致命的，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当地村落的实际情况，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商业联手，对一些古村落进行过度开发。在看似繁华的表面，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加速了传统村落文化的消亡。

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同时也使得许多传统村落正在加速颓败。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以牺牲乡村资源为代价，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被过度消耗。在很多地区，一座山被开凿得千疮百孔，各种花岗岩和大理石被大量加工成各种形状或者工艺品销往世界各国。一些离城市较近的郊区的土地几乎都被征收，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赶上高楼，原有的村落建筑、生活方式及生活观念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而在一些较为偏僻的乡村，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涌入城市，因为农村所能提供给他们创造价值的机会并不多，由此造成了大量的“空心村”、“老人村”。尤其是一些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的消亡，则更为让人扼腕叹息。一些县市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还停留在保护村落建筑的层面上，却忽视了村落里已经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原住民的文化观念、道德价值取向、多样化的生活形态等非物化的存在。正如冯骥才先生指出的那样，很多传统村落就是一本厚厚的古书，只是很多还来不及翻阅就已经消亡了。保护传统村落，留住我们的文化之根，是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