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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李 剑）自2007年起，我国政府采取了多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至今各级传承人为文化遗产的传续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随着老一代“自然传人”的消亡，新一代传承人的认定亟待解决，传承人的个体化、职业化、市场化的趋势，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出挑战。深感问题之紧迫，民协名誉主席、国家非遗名录评定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11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传承人“释义”研讨会上，呼吁学界勇于承担，回到原点重新思考什么是传承人，帮助政府科学地保证文化的传承。

　　传承人是民间文化的主体。如果哪一项民间文化没了传承人，这项民间文化就消失了。所谓人在艺在，人亡艺绝。“亡”，不一定都是“人亡”，还有“艺亡”（艺术失去固有的精神）。冯骥才表示，传承人是民间文化的主体，在时代转型、民间文化处于濒危的状况下，传承人对非遗的承上启下承担了重要责任，民间文化的保护主要就是传承人的保护。

　　在2006年认定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之后，2007年第一批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紧随其后公布，至今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就已超过3000人。冯骥才认为，非遗的传承方式很复杂，传承人既可以是个人、家族，也可以是集体乃至全民。确定非遗（尤其是表演类和工艺类）的代表性传承人，有利于发挥这些极具才华与智慧的传人的领军作用，十多年来，他们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并非认定了传承人，就能确保传承无忧，许多问题逐渐浮现、愈发紧迫。一方面，只关注“代表性传承人”，把支持的重点都放在一个人身上，产生了文化遗产的个人化、传承人的职业化和功利化趋势，无形中使文化遗产离开了大众生活，“命悬一线”；另一方面，消费时代的市场思维也影响着传承人，产业化、旅游化、商品化正在给传承的目的与遗产的本质带来扭曲。尤其紧迫的是传承人的老化，前几批国家认定的非遗传承人多是老一辈自然传人，具有原生性，但随着这些自然传人的消亡，新一代传承人又该如何认定？这些问题都给政府的管理提出严峻的挑战，也都与人们对传承人的认识有关。

　　在冯骥才看来，当务之急，学界应勇于承担，回到原点，从科学的立场检验文化的现状，重新思考什么是传承人，思考传承人的价值、功能、认定标准和管理方式，不断提出科学的主张，从而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真正地做好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此次研讨会由民间文艺家协会、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承办。参会的专家学者来自全国各地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第一线，不少学者还曾直接参与传承人的认定工作。此外，还有诸多身怀绝技的传承人，其中不乏各级传承人名录的“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