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市化进程中, 乡村精英因农业人口转移而流失, 对农村经济发展、村民规范维护、基层组织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 究其原因, 主要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乡村精英难以在农村实现劳动价值和政治抱负, 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导致乡村精英从农村往城镇转移。为了让乡村精英回流或培育新的乡村精英, 应出台更加优惠的农村投资创业政策、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同时在农村中学开设新农村建设、农业技能、涉农企业管理等课程, 增强农村青年的乡村情感和价值认同。

当前, 我国农村地区正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 贫困农村脱贫攻坚工作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然而, 目前留在农村的人口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具备一定文化和技能的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基本都转移到城市去务工或经商, 掌握较多经济、文化、社会资源, 在农村有一定影响的“能人”或精英更是流失严重, 使得广大农村地区呈现“空心化”现象, 这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一、乡村精英及其嬗变

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任何时期,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有“精英”的影子, 甚至“精英”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维尔弗雷多·帕雷托把社会成员划分为“民众”与“精英”, 把一个社会中“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称为“精英”[1]。精英总是跟资源紧密相连的, 这些资源包括职位、财物、声望、社会关系, 等等。精英凭借自己的能力和手段, 总能掌握比别人更多的资源, 从而比别人有更大的影响力[2]。我国学者根据不同的视角, 把精英分为不同的类型, 比如根据活动领域, 把精英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根据精英与政治的关联程度, 把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 把精英分为传统精英和现代精英[3], 传统精英是指那些较多地体现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精英, 现代精英体现的是现代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4]。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根据城乡地域分布, 可以把精英分为城镇精英和乡村精英。其中, 乡村精英是指在乡村中最强有力、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 热心参与乡村建设和社区治理的积极分子。这些乡村精英由于他们在农村社区掌握着一定的资源包括较高的声望, 因而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在我国古代, 由于“皇权不下县”, 县以下的乡村就由宗族领袖或士绅凭借自身的影响维持着秩序。士绅往往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财富、学识、声望等社会资源, 在当地有较强的影响力, 能够处理一般的乡村事务。

新成立后, 人民政权为了加强对农村的管理, 以阶级身份来选拔农村基层干部, 并赋予他们管理农村事务的职权。通过政府授权而取得乡村事务管理权力的农村基层干部成为新型的体制内乡村精英。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农村地区建立起村民自治制度, 国家赋予农村更多的自治权。在1987年11月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规定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 而不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由此, 县以下农村管理体制就由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为“乡政村治”所取代[5]。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又热心乡村事务的农村“能人”通过竞选, 当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另外, 在上级指导下, 农村党组织又选举产生村支部书记。村“两委”干部成为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新型的政治精英, 他们在完成上级分配任务的同时, 依靠自身掌握的社会资源积极争取上级项目支持, 建设村内基础设施, 带领村民发展当地生产以及处理农村社会事务。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精英呈现多元化趋势, 除以村“两委”干部为代表的体制内政治精英外, 农村中出现一些以种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进城经商的农民、掌握一技之长并积累一定资本的返乡农民工等为代表的乡村经济精英, 另外还有返乡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 等等, 这些群体都是某些方面或某个领域的精英, 他们拥有诸如财富、文化、技术、视野等不同的资源, 从而对农村的发展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二、农业人口转移对乡村精英流失的影响

(一)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 使我国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解放出来, 伴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 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涌入城市务工或经商。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不仅增加了自身家庭的经济收入, 而且为劳务输出地带来大量的资金流入, 拉动了当地的消费需求,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是,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能够出去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且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 而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老人和妇女, 他们不仅承担不起繁重的农业劳动, 而且还要照看年幼孩子, 而少数固守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 也多为文盲或半文盲, 他们满足于微薄的农业收入, 不敢出去闯荡, 也不敢在家创业。年轻一代的中学毕业生, 有些没有考上大学的, 也不愿意回乡务农, 毕业后就直接进入城镇务工或经商了。因此, 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其实所转移的基本都是农村精干劳动力, 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进而对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和确保粮食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二) 对村民规范维护的影响。

进城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大军中, 除了种田能手、养殖能手这些乡村经济精英外, 一些村干部也忙于在县城、集镇从事商业活动, 或承揽一些工程项目, 已经无暇顾及村务, 甚至有些村干部干脆辞去职务, 到外地经商或务工。乡村体制内政治精英面临较为严峻的流失风险。乡村中的传统精英, 包括一些大姓家族的元老, 也在人口城市化的大潮中或者自己进城定居, 或者跟随子女进城, 渐渐远离了长期生活的农村。不少农村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的村规民约, 它是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 对维护乡村秩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村规民约常常需要借助在村里有威望的村干部或者大姓家族的元老等进行维护。但是, 如果有威望的家族元老或村干部进城就业或定居之后, 村规民约就失去有影响力的“执行者”, 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也得不到有威望的精英的调解, 农村社会秩序面临失落的危险。

(三) 对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

我国的行政体系在农村最低一级政权机关是乡镇, 村民委员会只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按照党章的规定, 党的基层组织以及支部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农村基层组织由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所构成。农村基层组织并不是乡镇党委政府的派出机构或下级机关, 但是在实践中, 乡镇党委政府不仅实际指导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而且还存在向农村基层组织延伸业务的客观现实, 乡镇政府承担的不少事务都需要村委会及村干部来协助完成。作为农村基层组织, 不仅要承担着乡镇党委政府分配的各项任务, 还要负责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的处理。然而, 以农村精干劳动力为核心的农业人口乡城转移, 导致乡村精英包括潜在的政治精英的大量流失,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着物色不到合适人选的尴尬境地。

三、乡村精英流失的内在机理

(一) 在农业生产领域难以实现乡村精英的劳动价值。

在农业生产领域难以实现乡村精英的劳动价值, 这是导致乡村精英外流的最根本推力[6]。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原因是农业是弱质产业, 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较低。虽然国家不断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 但是农产品价格的涨幅远远跟不上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涨幅, 导致扣除生产成本之后的销售收益严重缩水。农业生产利润低, 农民纷纷放弃农业生产, 从而导致大量农田被撂荒。乡村精英本身就是在农村中比一般劳动力拥有更高人力资本的群体, 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理应比别人更高, 在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的情况下, 比一般劳动力更倾向放弃农业生产就显得理所当然。城镇的就业机会比较丰富,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下, 到城市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普遍高于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而且, 乡村精英通常信息比较灵通, 工作搜寻的成本也较低, 因此在城市比较容易找到的理想的就业机会。此外, 因为乡村精英往往更具风险投资意识, 更富开拓精神, 所以有些乡村精英进城之后选择自己经商当老板。正是因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因而在城市经商或务工能获得比在农村更高的预期收入, 才使得乡村精英义无反顾地从农村流入城市。

(二) 政治抱负的实现遇到障碍。

乡村精英通常年富力强, 才智技能比其他村民优秀, 不仅希望在农村能获得比别人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 而且还希望能够担任村“两委”职务, 以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因为担任村干部多少能够掌握一定的资源, 或者对村属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因而能够在村民中受到职权带来的尊重。在一些农村地区, 能够担任村干部甚至被看作家族荣耀的象征。另外, 政治抱负的实现还包含着因为完成工作任务, 超越人生的挑战而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从经济学上说, 这也是时间、精力、劳累等成本付出后的一种非物质的收益。正因为如此, 村干部职位的换届竞争往往非常激烈, 不仅村里能人之间激烈竞争, 而且还有宗族势力的强势介入, 甚至一些黑恶势力不择手段企图攫取村干部职位。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能力出众、热心奉献、为人正派但社会资本比较薄弱的乡村精英可能无力角逐村干部职位, 个人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 进一步强化转移到城市就业和生活的动机。

(三) 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

长期以来, 我国财政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城乡失衡, 造成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高于农村, 这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从而也是乡村精英流失的重要诱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社会成员越来越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和子女更好的未来发展, 作为民生核心内容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城市的条件显然都比农村优越。出于孩子培养的需要, 农村中的家长越来越倾向把孩子送到城镇的小学读书, 有经济能力的家长在城镇买房居住, 没有经济能力的则租房陪读, 小学生源的流失加剧了农村小学教育条件的凋敝, 不少农村小学由于没有生源而被迫关闭, 或者相邻几个村的小学进行合并。农业人口的乡城转移与农村小学教育的衰落相互影响。另外, 城镇的医疗条件、社会保障水平等公共服务均优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以及城市便利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 也对追求高质量生活的乡村精英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使得不少乡村精英放弃了在农村的生产和生活, 转而在城镇居住, 加剧了农村精英的流失。

四、农业人口转移背景下乡村精英回流与培育的路径

农业人口乡城转移是当前及今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但是, 农村承载着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任务, 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村民, 更离不开乡村精英发挥积极作用。所以, 让乡村精英回流及培育新的乡村精英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举措, 吸纳乡村精英致力于农村投资和创业。

经济收入是乡村精英愿意留在农村的首要考量。如前文所述, 由于粮食种植的低收益性特点, 再加上进口粮食的低价冲击, 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农村地区出现土地被撂荒的现象。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村劳动力出于经济理性而倾向放弃农业生产。但是, 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大量投资与创业的机会, 比如依托当地资源条件的乡村旅游、特色养殖、特色农产品加工, 等等。乡村精英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相对较高, 同时也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 获取经济信息和社会信息的成本较低, 对市场信号反应比较灵敏, 更容易捕捉到乡村投资与创业机会。为鼓励乡村精英在农村投资创业, 地方应该在项目审批、小额信贷、税费减免等方面, 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 使乡村精英在农村投资创业的收益高于在城市务工或经商的收益。

(二)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为乡村精英打造能发挥才干的政治舞台。

对于乡村精英来说, 如果放弃在城镇的职业发展而选择返回农村创业和生活, 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收益必须高于在城镇所得。而人的收益除了经济方面, 还包括精神方面, 比如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愉悦感等。不少乡村精英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 希望能在基层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 依托自己掌握的社会资源, 为乡村发展做实事, 从而在乡村中获得良好声望, 得到更多的尊重, 带来更多的家族荣耀;另一方面, 在乡村中为公众办成事情之后, 自己因能得到成就而享受精神愉快。所以, 要打造有助于乡村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转变为体制内乡村政治精英的顺畅通道, 建立乡村政治精英的选拔机制, 避免非正常因素的干扰, 让乡村精英有一个发挥才干和施展抱负的舞台。另外, 由于基层组织职位的稀缺性, 乡村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即便有意愿, 也不一定能谋得基层组织职位。所以, 可以在法律法规范围内, 大力发展乡村民间组织, 这样既可以整合村民, 避免无序, 又可以满足未能进入基层组织的乡村精英的政治夙愿[7]。

(三)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创造农村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为了增加农村的吸引力, 必须切实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要改变过去村内道路硬化由村民自己筹资建设的现象, 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真正付诸实践。按照现有政策, 虽然城镇连接行政村的公路由地方政府负责铺设, 但是不少公路长年失修, 路况不良, 因此, 政府要投入财力, 拓宽改造乡村公路, 便捷城乡交通。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要努力改善村容村貌, 整治环境卫生, 积极建设美丽乡村。这样乡村居民不仅能方便快捷享受城镇的物质文化生活, 又能享受乡村清新的空气和秀美的田园风光。随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实施, 农村儿童数量将逐步增加, 一些已经停办的小学可以恢复招生办学, 而且要加大城乡教师交流的力度, 提高乡村教师的补贴标准, 吸引更多优秀教师投身于乡村教学。一旦乡村呈现优质教学资源, 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乡村精英的流失。

(四) 在中学开设农村发展方面的技能课程, 培育潜在的乡村精英。

刚刚走出中学校门又未能考上大学的青年是近年来进城务工的新生力量, 这些青年群体已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 思维比较活跃, 视野比较开阔, 是服务于农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的潜在精英, 应该加以引导和培育。针对这一情况, 应该加快中学课程体系的改革步伐, 增设有关农业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美丽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等相关理论与实践课程, 促进农村中学生的乡村情感和价值认同, 培养涉农企业或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 提高农村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能力。通过讲授农村发展、农业技能、农民未来等相关课程, 引导未能考上大学的农村中学毕业生投身于农村发展和家乡建设, 并逐步把这些青年学子培养为新时代的乡村精英, 使他们致力于新农村建设和基层治理, 通过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为村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