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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护乡村运动八十年
发表日期:2018年6月13日      来源:      作者:吴源林 晓文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是以牺牲乡村资源为代价的,借鉴英国保护乡村运动八十多年的经验,保护中华草根信仰的基础:中国传统乡村。

 

作于1928年的《再别康桥》,是徐志摩最著名的诗作之一,如今诗人已逝,只余康桥边金柳与桥下的碧波,却一样能激发游客的兴致。事实上,每年都有不少中国游客手捧这首诗游览康桥(现通译为剑桥),面对着一片英国典型的乡村景致,性质勃勃地猜测,那些典雅而富古香的小桥流水,究竟那一块,才是引得徐志摩诗兴大发时所面对的景色。康桥距离伦敦不远,驱车不过一小时,而那里的风景,已与那座英国经济、政治中心的城市全然不同。能追溯到十五世纪的建筑隐匿于郁郁葱葱的树木中,而这些风景,与八十年前的诗人所见,并无太大不同。

事实上如果在英国的乡间游历,便会发现像康镇这样,保持着淳朴乡村景色的小镇遍布各地,或者不如这么说,除了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大都市之外,整个英国还保持着一派田园风光,一如百年前众多画家诗人所吟咏描画的模样。作为最先发生工业革命,曾经深受环境污染之害的国度,这些乡村风景,在不断扩张膨胀蚕食周边环境的都市冲击下,仍能保存得这样完整,这份功劳,至少大部分可以归于英国的乡村保护协会(The Campaign to Protect Rural England,简称CPRE)。

CPRE是英国最早的环保组织之一,去年刚度过八十周年的成立纪念,有着超过六万人的成员与志愿者。通过这个组织的活动和努力促成了英国很多环保法令的颁布,例如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以及1955年的《绿化带建设法》(Green Belt Circular)等等,在近年来甚至能影响整个欧盟环保法令的颁布,也因此,CPRE成为了目前最具影响力且受人尊敬的环保团体之一。

 

CPRE 初创

1926年,英国城镇规划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爵士发表了环保作品《英国的乡村保护》一书。在这部可称得上是CPRE宣言一般的作品里,艾伯克隆比对城市到郊区街道两侧带状发展而出现大量建筑群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种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城市扩张,缺乏统一的管理规划,使城镇和乡村之间如同连续的消费品传送带,而没有明显分界线;此外,大量轻工业工厂、郊区住宅、广告牌等也扩张到了乡间,最终,城市的发展将会侵吞整个乡村的自然与传统人文景观。在此书中,艾伯克隆比更呼吁成立一个相关的委员会,作为与城市无限制扩张抗争的手段与组织,这一提议受到了当时不少人的支持和肯定。于是在当年10月7日,CPRE宣告成立,艾伯克隆比爵士也顺理成章成为这一组织的荣誉秘书长。

在当时,一战彻底改变了欧洲传统的经济与农业模式,汽车以及其它便利代步工具的发明和普及则使地域距离这个遏制城市规模的客观因素逐渐淡化。人口的不断增长使城市变得拥挤,为此建筑师雷蒙德"昂温提出了他影响广泛的主张:“拥挤的生活一文不值”。昂温提倡的是人口稀疏花园式城郊社区,为一战中的英雄建造新房子也刺激了这种模式,汽车的价格下降使这种方便的交通工具变得更为普及,地铁、电车和火车等代步工具,使郊区生活变得比以往更为便利,加之英国历史上最低利息率的推动,个人强烈的买房需求也随之而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每年平均新建30万套住宅,侵占6万英亩乡村土地。这给乡间带来了密布的公路网,无数加油站、污染和噪音,最终造成乡村景色的剧烈变化。

也正是在逐渐失去之时,人们开始思考英国乡村的存在意义。这是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不仅个人,城市和国家也都被卷入高速发展而趋于喧嚣浮躁的漩涡中,渐渐失去个性。而人们,便开始在乡间,寻找英国的文化身份。当时的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爵士也曾说过:“对我来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而自行车旅行、乡村漫游、甚至民间文化,更是在广大的中产阶级中前所未有的盛行。包括前述的建筑师雷蒙德"昂温,最受好评的经典花园式建筑代表作,就是隐藏在青翠的花园和树木之间、类似旧式英国农舍的设计。可以说,大自然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没有两次世界大战间,那么的受欢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护英国乡村的传统风景,遏制城市的无限制扩张,也就此成为CPRE成立的初衷。

需要说明的是,CPRE从成立伊始,就与那些充满了浪漫主义、试图将传统毫不改动地加以保存的理想主义者不同。CPRE承认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他们所试图保护的,是能与现代化融为一体的乡村,他们所反对的,也只是不加限制的城市扩张。也许正是因为能保持这种不过分偏激的态度,才使这个英国最古老的环保组织能一直存活到现在。

正是在这种态度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CPRE提出了遏制城市无限制发展的方法:试图通过规划、划分区域、综合配置来避免城市发展对乡村所产生的无可挽回的伤害。1928年,CPRE主席克劳福德爵士在BBC电台呼吁:“我们都市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有战后经济发展的时机,也有新式交通方式的推进,我们已经建了很多新公路、新桥梁、新城郊、新的村庄、新城镇,我们的欲望应该节制,应该在不伤害土地的亘古美丽的前提下享受现代设施的舒适。”而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爵士则相信对都市面积扩大的有效控制,能够保持英国乡村令人心旷神怡的环境不受伤害,他说“通过精心的计划,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CPRE的成员在多年里一直游说议会,终于,1935年《限制带状发展法》(Restriction of Ribbon Development Act)得以通过,这个法案规定了修建高速公路所必需满足的条件,以限制修筑公路来控制城市的无限向外延伸发展,成为CPRE获得的最初成果之一。

 

“城乡规划法”与“绿化带建设法”——CPRE活动的高峰

CPRE成立早期,这个组织也曾因其起点过高而受人垢病。组织的成员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主,这使他们的观点显得有些脱离实际而阳春白雪。人们对保护乡村的同时能否依然保持经济的迅速发展心存疑虑,也对保存乡村景观的作用认识不足,因此一直指责CPRE是为富有的土地所有人提供服务的机构。

但随后的二战,以及战后的重建,反而给了CPRE活跃的机会。二战时期所宣传的爱国主义,以及当时政策制定计划中的多元价值信仰,使CPRE的观念深入影响了政策的制定。这个组织不再以游说议会等政府的高层为主要努力目标,而改为面对广大民众开展宣传,他们改变了过去认为个人土地财产权由个人全权管理的理念,开始把土地视作公共遗产的一部分,并使这个概念渐渐深入人心。

二战中,德国对英国的空袭轰炸毁了大量城市和发达的工业区,对这些地区的重建,是当时议程上的首要任务。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人们普遍同意,要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规划的城市和乡村重建之中,于是CPRE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947年,推动了《城乡规划法》(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的颁布。

这个法令直到现在仍然生效。相对于政府无法可依的过去,它使英国的土地使用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时代:第一,地方政府在开始动手重建前,需先制定一个规划,其中需对辖区内土地的发展及使用作出具针对性的方针以及详细的施行步骤;其次,土地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幷且必须在整体规划中有所体现。简单的说,《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将土地的使用“国有化”了,这在一个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来说,是相当难得的。

作为奖励,或者不如说是起个模范带头作用,CPRE的名誉秘书长艾伯克隆比爵士随后主持了普利茅斯市的重建规划工作,现在,该市是英国少数仍保留海军船坞的城市。而艾伯克隆比也因其在城市规划上的贡献,而成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的首任主席。

1949年,CPRE更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公园和乡村土地使用法案》(the National Parks and Access to the Countryside Act)的颁布和实施。这项法案规定将那些具有代表性风景或动植物群落的地区划为国家公园,由国家对其进行保护和管理。与其它国家的国家公园相比,它融合了更多环境信托(National Trust)与环境管理的概念。像达特穆国家公园(Dartmoor National Park)内的土地,多处仍属于当地农民,保育与农业共存。我曾于前年夏天游历英国的中西部,沿着乡间的铁路行进,拜访一个个由石灰岩构成的村落,这整个区域叫科兹窝(Cotswolds),地名意指牧羊的绵延山坡。它距离伦敦约100公里,南北长126公里,总面积为2038平方公里,跨越英格兰和威尔士。这个区域是英国明令保护的41个AONB(areas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中的一个,它介于完全的保育和以开发为主的土地使用之间。成群的鳟鱼悠游于公路旁的清澈溪流,刻意保存的芦苇丛是绿头鸭的栖息地。即使是新建筑,都依照古老的技法与传统材料建造,使得村子产生一种统一而纯粹的特殊美感。科兹窝是英格兰人内心深处的故乡,他们不容许外在力量的破坏,农人的田间工作和田园景观,也被刻意的保留,平缓的丘陵上仍然是绵延的牧草、羊群,以及大片的麦田,这个地方没有因为工业的发展而转盖工厂,也没有因为国际贸易的冲击而进行全面的休耕。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国家公园和乡村土地使用法案》。

1955年的《绿化带建设法》(Green Belt Circular)将“绿化带”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城市规划控制手段,要求在城市建筑规划时进行绿化带的种植建设。这项规定,与其说是在改善城市居住环境,不如说是对城市的无限蔓延扩展之势进行一定程度的遏制。其实早在1931年苏格兰北部的设菲尔德市扩建时,CPRE组织的支持者和慈善家阿尔德曼"格雷夫斯就自行购买了城郊外的747英亩土地,来对周边乡村进行保护。建筑绿化带这项多年来由CPRE层层推动,不断争取努力而得来的法案,终于从国家的高度对城市扩展做出了约束,宣告了CPRE乃至世界环保组织活动历史上一个辉煌的高峰。

 

CPRE在当代

战后CPRE的其它重要斗争成果,首先体现在对高速公路建设的控制上。1957年计划建造的英国第一条汽车高速公路M1号线,原本规划穿过英格兰中部莱斯特郡著名的查恩伍德森林的中心地带,这条公路的建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影响,势必对这一有着铁器时代居住地遗址的古老森林造成破坏,通过CPRE的努力,终于使政府取消了M1号线在查恩伍德森林的路段。与此类似的还有M4号线的建设,CPRE保住了柏克夏冈郡的大片丘陵。

新的社会发展形势给CPRE的工作带来新的任务。在持续推动关于国家公园、绿化带等相关改进法案,巩固其运动成果的同时,这个组织也时刻关注着各种新的环境影响因素,比如战后农业复苏,进入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二战时英国农产品价格体系崩溃,土地被大量闲置,破产农民涌入城市。为了使国内的农业尽快复苏,战后英国政府一直对农业实行补贴和保护政策,农村对城市的供给得到人们的重视,都市也被认为是农场和工厂的共同产物;与此同时,技术革命提升了农业的单位产量,机械化耕作大规模施行。杀虫剂、拖拉机和有保证的农业收益把土地变成了大农场,这些技术可以在一夜之间清除草坪、草甸和树篱,但随之减少甚至消失的是长久以来农庄伴生的鸟类和岛国古代农业文化的象征。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发表了她的著名环保作品《寂静的春天》,在书中身患癌症的学者卡森以她女性特有的感性笔触,描写了DDT等化学药品和肥料的过度使用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极具感染力。这部作品一经面市,即引起宣然大波,环保这个当时还未受到关注的概念,也逐渐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

CPRE自然不落人后。他们通过田野考察,揭露现代化农业对英国乡村传统树篱的严重破坏,根据他们的报告,英国的树篱是至少20 种哺乳类种物,65 种鸟类所特有的栖息环境,而现代化农业的高速发展则令这些生物的适宜环境迅速减少,许多物种濒邻灭绝,于是在1970年,CPRE就此展开了树篱保护运动。

除了对树篱的保护之外,CPRE也在1977年提出了湿地保护的概念。首先,他们揭露了现代农业扩展对萨默塞特郡、埃克斯穆尔地区特有的高沼地环境的破坏。第二年则对南方水利局破坏性排干西克苏斯郡的安伯利河流的计划提出了抗议,这一计划如果得以实施,势必将对西克苏斯丘陵最著名而广阔的安伯利草场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进入八十年代后,CPRE更是独具先见性地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乡村生活质量的保护问题上。作为CPRE自1983年以来长期活动的回应,199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禁止在乡间燃烧麦杆与稻草的法令。在1995年,CPRE则出版了《宁静地区指南》(Tranquillity Maps)一书,总结了他们自1990年开始就提出的乡村噪音污染问题,并为民众列出了英国尚未受到“人为”噪音污染的“宁静地区”地图。噪音、视觉垃圾以及光污染,不断摧毁乡村的美丽、安宁和多样性,闪烁的交通信号,人行道和车行道上的嗡嗡声,不必要的户外灯光造成的不夜天空,都大大折损了乡村生活的独特性。这些,都成为新时代中CPRE努力抗争的焦点所在。

在这些艰难的斗争中,CPRE都取得了胜利,它已从一个游说议员的组织变成了有数十万支持者的大众组织,从只关注设计和美学问题转变为关注影响乡村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从单纯关心乡村美好景致成长为更具有责任感的乡村环境保护组织。但是同时,它也坚持着自身从成立以来一直保持的基本理念:相信合适的规划具有生态和社会上的重要性;认为都市和乡村的内部联系是理解两者关系的关键;同时,专注于保护美丽、平静和陶冶性情的乡村景观。

在新的时代里,CPRE所需面对的,是全球贸易背景下英国农业的生存问题。相对于乡村休闲和观光的价值,国家显然更关注于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食物。相比之下,CPRE考虑的不是农业产量,而是环境的脆弱性,寻求区域的个性化发展以及土地的附加价值,这是否能拯救英国农业于危难之中,还有待日后证明。

 

英国乡村保护的借鉴意义

不管怎么说,通过CPRE等许多环境保护组织的努力,目前英国国内仍能保存大部分传统的乡村景致,这也是CPRE八十载不懈努力所达成的最高成果。

在城市承载了太多现代化与国际化概念的今天,其所能体现的城市乃至国家的个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微乎其微。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只是城市的外部特征,而其骨干组成部分——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多以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为主,传统的身份、集团认同逐渐趋于崩溃,宗教信仰相对淡化,使人们渐渐丧失时空上的归属感。乡村的作用正在此时得到了体现:生态与物种群平衡的维护、乡村建筑的保存等各项村野保护的要点,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保留存于乡间的传统生活、思维模式,它的风光、界标、手工制品、野生动物和原始风貌都与我们的历史息息相通。对于每个个体的公民来说,它是寻找自身根源的直接土壤,对于国家而言,也是保持自身民族特性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稳定农业社会的国家,强烈的宗族观念扎根于中华大地的每一个宗庙祠堂之上,每一片乡野土地之中。上个世纪的战争、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其它人为因素,已使许多传统的元素日趋淡薄,若是再加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广泛建设冲击,那些古老而传统的草根文化简直不堪一击。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俞孔坚说“祖坟,村头的风水树、风水林、风水池塘,一条小溪,一块界碑,一条栈道,一座龙王庙,都是一家、一族、一村人的精神寄托和认同,它们尽管不像官方的、皇家的历史遗产那样宏伟壮丽,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但这些乡土的、民间的遗产景观,与他们祖先和先贤的灵魂一起,恰恰是构成中华民族草根信仰的基础。草根信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稳定的基础,是和谐社会的根基。”

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是以牺牲乡村资源为代价的,其中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问题尤其突出。“快餐式”的城市化除了使村落消失,还将消耗掉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沙子、石头、土壤,它们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在有些地区,一座山被切成“豆腐块”卖掉了。中国宝贵的花岗岩和大理石被大量加工成各种形状或者“艺术品”,销往世界各国。有很好黏性的土壤被烧制成砖头,成为建筑材料。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对此,CPRE这个已有八十年斗争经验的老牌环保组织,提供了不少的成功经验。人们可以借鉴他们提倡的“有规划地”推行城乡建设,以控制城市对乡村所造成的破坏,同时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城乡规划的议程,采用新科技新工艺,保证经济与农业的顺利发展。此外,争取广大民众理解、支持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通过宣传,人们能自发对乡村文化、自身生存环境进行保护,同时监督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规划发展,不至于为了一时之利而做出不可挽回的破坏。

在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无论是我国,还是其它国家,政府,以及像CPRE这样的环保组织,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许,在此时,我们更该牢记CPRE成立的初衷,通过努力“将过去与现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吴源林 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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