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万人散居在数万公里的长城脚下，从事农业或畜牧业。山西广武，坍塌的明长城及其周边村落。（视觉/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25日《南方周末》）

《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至今仍迟迟未能颁布，使《长城保护条例》缺乏细节规划，保护长城的实际功能“大打折扣”。在2018年年初举行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实施长城保护行动，报请国务院发布《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被纳入2018年的文物保护重点工程。

长城自景区蜿蜒而出，就不复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突然寂静下来。几百万人散居在数万公里的长城脚下，从事农业或畜牧业。有人向往田园牧歌，更多人离开。

边玉是“逃离者”之一。在位于大同市西北部的助马堡生活十几年后，他搬到了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同市区。据考证，助马堡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是著名的“塞外四堡”之一。

助马堡里的明清建筑鳞次栉比，东门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拆除以修建炮楼，其余城堡都基本完好。边玉喜欢家乡的风物和古建筑，但经济状况迫使他像很多人那样“逃离”。

边玉每年都回乡祭祖，通常在一座七八平方米的小庙前为祖先烧纸钱。小庙边上是座古宅，他祭祖后围村子转一圈，再回到城里。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他不知道那座庙宇的名字。

艺术家张明弘的“寻根长城”团队来到助马堡时，正值傍晚，焚烧纸钱的火焰正在夕阳余晖中跳动，这座“宛如一部明清建筑史”的古堡令他兴奋异常。

2014年开始，张明弘从辽宁丹东虎山出发，沿长城采风。他被长城边堡所吸引，遂成立“寻根长城”团队。除去建筑，他将更多目光投向边堡内古村落的民居、民俗文化，以及它们的文化传承。

“至少要让大家知道拜的是谁”

在村支书郭有成的指引下，张明弘询问了村里的老人，才知道那座庙叫“五道庙”，供奉着监督阎罗王判案的五道真君。“不能光拜，至少要让大家知道拜的是谁吧！”张明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看到庙里光秃秃的墙壁后，他向郭书记表达了“画庙”的意愿。获得应允后，他在助马堡停留数日，描绘五道真君的神像，还在庙门口张贴了这位神衹的“简历”。

很多村民围观张明弘“画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世代居住的村落。村子正中的玉皇阁于1946年被拆毁，只剩下玉皇台。郭有成与村民一道，将埋在台下的同治年间雕刻的“玉皇阁”石碑重新树立起来。

回乡祭祖的边玉远远看见复原的玉皇阁碑，激动得“不知道自己该说个啥”。“其实我们早就想修了，可是没有人带头，现在有张老师牵头，我们都要出点力。”他与张明弘建立了联系，义务承担起助马堡古村落的保护和筹资工作。

边玉和郭有成的努力，使助马堡逐渐恢复了传统古村落的原貌。2016年11月9日，住建部将助马堡列入第四批传统村落名录。2017年6月的“助马堡首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期间，张明弘应邀题写了村名。在边玉眼中，搬到城里的村民回乡更加频繁，“有了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生活设施，才会让更多的村民留下来”。

边玉等人现在“多头并进”，联合县文化部门，向山西省文物局递交报告，申请资金修缮被日军破坏的东城门，筹建助马堡民俗博物馆，并且准备出版村志。

遗存精美，但处境艰难

截至发稿，张明弘已经带领“寻根长城”团队考察三年，累计行走6万余公里。实地踏查使他对长城有了更细致的了解。外界所谓长城关口，实际分为“关”和“口”两类。关指在大型出入口设立的建筑，战乱时期抵御外来侵略，和平时期供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交易往来，通常驻有军队守护。口则指相对狭窄，不能通过大型军队的山坳，通常作为百姓交往的窗口。

眼下长城关口古村落的居民，多是明代“军屯”制下的军人后代。为减轻农民负担，明朝政府采用“军屯”政策，派遣士兵在长城关堡处垦荒种田以供军用。几百年间，这些军人的后裔在长城脚下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个颇具特色的古村落。

张明弘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大量影像资料，影像中的遗存相当精美，但处境都很艰难。“像助马堡那样村民自发保护的情况，在长城沿线有很多，但相比古村落总数简直微乎其微。”张明弘说。

因为常去县城周边写生，山西忻州市河曲县的艺术家秦文理对附近的文物颇为了解。罗圈堡村龙王庙和真武庙中都留存着精美壁画，前者的明代壁画尤其精细。因无人看管，孩子们常去庙里刻刻画画，壁画下部损坏很严重。

外来的“寻根长城”团队激发了村民保护文物的热情，囿于经济能力，他们只能给龙王庙加上铁栅栏门，并在庙外安装摄像头，防止它继续遭到破坏。秦文理关心罗圈堡的文物，感慨真武庙已部分坍塌，“好在有壁画的那一半还没有塌”。但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等待有人帮忙修”。

张明弘为此忧心。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每座古城或古村落消失，都会影响“传统文化样本”。

由于资金紧张，张明弘就私信了一些微信朋友，募捐了十几万，招募了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以旧整旧，绘制了三官庙的壁画，并塑天地水三官神像。（视觉/图）

每座古城或古村落消失，都可能影响“传统文化样本”。图为山西平集堡还存留的完整城墙。（视觉/图）

“我们只是挣口饭吃”

修复古村落后，“把它的文化形态和生活形态结合好，开发出旅游产品，一定非常有前景”。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认为，旅游之外，其他业态同样应当存在，“我们在盐池长城脚下和农民结合起来种树，然后扶持他们，也让当地居民有了很好的收入，人自然就愿意留下来了。”

大量古村落需要“拯救”，但众多得到修复的长城和古村落也未必尽如人意。2016年9月，一则“七百年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的新闻广受关注。当地文物保护部门负责人随后回应：修缮经过国家文物局审批，方案的设计、批复、工程监理和验收每一步都合理合法。

这次修缮，“寻根长城”很早就发现了。那段长城位于辽宁省绥中县永安堡乡小河口村，始建于明代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据说曾由戚继光带领“戚家军”修缮。敌楼内部构造各不相同，拱门全部由巨石雕成，刻有精美的吉祥图案。

“大家只看到了（那段）长城被抹平的样子，并不知道原来有很多石雕拱门，因为太重，吊不上去，施工方就让工人丢到一边用土埋起来了。”张明弘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在2014年8月6日拍摄的视频中，他向工人询问，对方答复：“我们只是挣口饭吃，上面领导让修成什么样就修成什么样。”

董耀会记得，这段长城旁有一座空心敌楼，属于长城的一部分，当地人称之为“高楼”。长城被砂浆抹平期间，“高楼”在一个雨夜坍塌一半，“当地村民还以为地震了”。“花费一两千万修复长城的钱有，怎么日常维护的小钱就没有呢？”董耀会说。

古村落民宅的保护状况更不乐观。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是明代著名的边贸生意集散地，三城相连，在长城边堡中较为少见，城里大多是清朝和民国的古建筑。张明弘团队到达时，正值杀虎口修缮。施工方把旧城村民迁到城外，统一规划，每人三间新房，杀虎口成了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然而，南城在修缮中被拆除，建成了水泥框架、灰色瓷砖外墙的仿古建筑。张明弘找到旅游开发项目部经理询问，对方回应，拆掉只有一两百年的清朝房子，是为按照明朝古地图修建，恢复明朝杀虎口原貌。

尽管许多修复措施“很荒唐”，董耀会还是理解大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是逐渐发展的。1984年至1985年，他用508天徒步考察长城，并参与撰写《明长城考实》一书。到达山西省左云县八台子村时，他发现为了建砖瓦厂，村里已经用推土机把长城推倒了六十多米。

董耀会希望村民停工，但村民和基层政府并不理解。直到他向上级领导反映，这件“荒唐举动”方才终结。目前，这段长城在大同市境内保存最为完整，正准备开发旅游。由此，当地村民意识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

没有了人，长城就没有意义

几年中，张明弘体会到了长城周边居民保护家园和古村落的热情。“只是缺乏牵头人，如果有人带头，你会发现他们的热情超过你的想象。”张明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2015年，他行走至大同市天镇县水磨口古堡，牵头修复大福庙的时候，起初并没有人参与。但修复开始后，当地居民、政府及很多企业家纷纷捐款捐物，北京、天津、山东等地的十余位艺术家参与修复。

据董耀会介绍，在2006年即施行《长城保护条例》，将长城本体和关堡均纳入保护范畴。然而，《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至今仍迟迟未能颁布，使《长城保护条例》缺乏细节规划，保护长城的实际功能“大打折扣”。在2018年年初举行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实施长城保护行动，报请国务院发布《长城保护总体规划》”，被纳入2018年的文物保护重点工程。

经过三年考察，张明弘认为“长城”应该有两条线，除长城及关堡建筑外，还有一条是成百上千年守护在长城脚下的民众创造的文化。董耀会认为两条线本身就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长城只看成一道墙，长城是一个区域。如果没有了人，墙就没了意义。”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很多村民意识到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2017年10月22日，大同市得胜堡村两位七旬老人懊悔当年“拆长城建家院”，将自家旧房子的长城砖拆下来，搬回长城，用泥巴重新垒起来。一些专家对他们的举动提出异议，认为“农民没有修长城的权力”。

“修复长城，国家规定要由基层政府报批，文物局批复，才能修复。”董耀会表示，“得胜堡农民自发修长城的行为，反映了人心的回归，以及对文化遗产认识的提高。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如果觉得这种做法不合适，可以将城墙砖统一收起来，规划修复。而不是扑灭他们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