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报讯（文/冯俊锋）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村是我们的根，乡村社会不管在哪个朝代都是维持稳定，促进繁荣的重点目标。近代以来，社会由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传统的乡村模式不断被打破，乡村村落呈现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层叠社会形态”。改革开放后，农村很多青壮年“能人”纷纷转移到城镇，4年前我在川北部分县乡实地调研发现，农村约有53%的农户全年外出，约71%的劳动力在外务工，约94%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在家务农的劳动力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量农户外出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现象相当普遍，个别乡村甚至出现“刁民”群体化、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策者”的现象，导致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快速衰落，村庄共同体本身在逐渐解体，农村治理进入困境。

　　2018年2月4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关键”，号召“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要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现代化，需要从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找与当前乡村治理、经济结构相结合的破解乡村治理困局的药方，探索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路子，给“失血”严重的乡村注入鲜活的因子。“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农耕文化在乡村的表现形式之一，“乡贤”一词盛于明清，“士大夫居乡者为绅”，所谓“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也”。退隐乡里的为官者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我国古代乡贤一般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和渊博的学识，因为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在乡村治理中有较高的话语权。比如明朝时期的兵部尚书魏骥告老还乡后，在家居住20余年，为解乡民水患之苦，多次向当局提出修水利，还亲自主持修筑麻溪、西江、白露、湘湖、瓜沥等处塘堰及徐家、螺山、长山等水闸，深受百姓爱戴。乡贤既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亦有能力向官府传达乡民的呼声，千百年来形成农村特有的“乡绅治村”现象，于我们今天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仍然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只是，传统的“乡绅治村”是统治者为了稳定其统治基础，借助于乡绅的力量，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官主民辅的行为，乡绅们治理乡村实质上是为封建政权服务，民众对于乡绅以及他们所服务的统治阶层而言，始终是从属而卑微的。而当下提倡的“新乡贤”是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切实改善农民生活生产条件的“借力”“借智”举措，新乡贤的外延更为广泛，可以是率先致富的经济能人、带领农民奔小康的村干部，也包括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知识分子、企业家、海外华侨、退休干部等等。

　　“新乡贤”既得到国家顶层的设计，也得到最高层的工作安排和部署。2014年9月，中宣部要求：“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此后不久，国内各大主流媒体对“乡贤”和“乡贤文化”展开了讨论，希望以当前乡村建设和治理面临的问题为导向，挖掘传统文化中乡村治理的经验，根据乡村治理的发展实际，重塑新乡贤，发挥新乡贤的精英作用和带头作用，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文化情怀反哺桑梓，建设治理乡村，构建多元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近年来，一些德能兼备的新乡贤开始涌现，他们大多是或仕或学或商的成功人士，带着经验、资源、梦想、财力归根乡里，为乡村的稳定、繁荣做出了突出贡献。从文化角度，我们寄望新一代乡贤引导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将这种力量扩展开去，传承下去，净化乡风、敦化民风、醇厚人心，引领农村走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