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于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中，演讲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与行为的方式。从最初发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从启动到推动，从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古村落，从学界到社会，从对文化现实与困境不断深化的认知到每一项重大遗产的普查，全来自思考，以及对这些思考的传播。

　　我的传播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我原有的作家的笔，不停地写下各种文化批评与文化思辨；一种则是站在讲台上演讲。演讲本来不是纯作家最喜欢的方式，作家喜欢躲在“台后”，用笔发言。手中的笔总比嘴巴深刻。因为文字是经过推敲的，语言难免缺乏缜密与严谨。但演讲可以现身说法、声情并茂、直接表达并与现场交流，它更适合我要做的事情。我说过我要做“行动的知识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需要我说我讲，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动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这样，我的演讲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与田野工作紧密相关的理论性的思考，而且近20年来，它像一条线一直贯穿着我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讲何止一二百场。面对的人既有学界，也有社会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抢救更需要唤起民众。为此，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迹。由于我所做的事，是与同道者共同所为，故而在这些“言论”中，自然可见我们一代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历程。在这近20年的演讲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1—2006年（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性普查的启动阶段）；2007—2011年（民间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保护阶段）；2012—2016年（“非遗后”和古村落抢救性全面普查开始的阶段）。

　　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一个宗旨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就表现在文化的多样性上。每一位传承人，在我们做文化工作的人心里都同等重要。我在演讲中说过：

　　第一，政府拨给传承人的补贴，不是生活补贴费，主要是用于弘扬民族文化。实际每年国家拿出非常多的钱，来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把文化遗产视作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国家在这方面很明确，关键是发到地方以后，怎么监督，怎么执行。这个需要认真对待。国家的想法必须贯彻到底。

　　第二，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非常重要。有了国家的帮助固然好，因为国家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为了全民素质的提高，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从国家战略出发的考虑。可是只有我们每个人真正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艺术，才能真心投入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去。

　　第三，要热爱，更要认识和记录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现在民协做了很多的档案，比如年画档案、剪纸档案、唐卡档案等。他们做档案都有科学的、标准化的一套方法，比如口述史调查、文字记录、音像记录、文献整理等。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传统技艺非常严格和全面细致地记录下来，留存于历史之中。

　　因此，思想与行动不会终止。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工作，一靠思想的力量，一靠奋力而为。演讲是让知识界先觉的思考转变为社会共识必不可少的方式。这种方式发生了效力，我的话没有白说。就像在空谷里呼喊，渐渐听到来自社会的回声。为此，我特别珍视这近20年来的演讲。

　　（本文选编自《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冯骥才演讲集 （2001—2016）》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