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也承载着我们的乡愁。”传统古村落，虽许多已申请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村，但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有的地方甚至岌岌可危。

　　4月12日，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传统古村落，虽许多已申请上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村，古建筑层楼叠榭、古文物虽珍贵稀少，但现状依然不容乐观，有的地方甚至岌岌可危。“每一分钟，都有文化遗产在消失。再不保护，五千年历史文明古国就没有东西留存了，如果我们再不行动，我们怎么面对子孙?”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这般感慨。

　　6月13日，第十一个文化遗产日。在各地展示和共享其保护宝贵遗产的成果之时，《小康》记者深入探访多个历史文化名村，观摩当地的古建筑古文物，触摸历史根脉，感受历史记忆，然而除了惊叹震撼，更多的是唏嘘叹息。

　　国内首起公益诉讼

　　文物古村落保护在民间呼声一直颇高，却也引起过官司。

　　河南郑州千年古村马固村，有“中原第一文物古村落”之称。村内的王氏族人从宋太宗年间定居，耕读传家，历经千余载，创造了辉煌的家族历史。北宋时期，马固村王家人五代在朝为官。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该村有7处不可移动文物名列其中，分别是王氏家庙、马固村关帝庙、马固村教堂、王德魁故居、张连伟民居、王广林民居、王洪顺民居。

　　2014年4月，为配合“智能电器产业园”建设，全村整体迁移。仅历时20天，占地500余亩的古村落变成一片黄土和废墟。村内的7处不可移动文物，在拆迁浪潮中，仅保留下了王氏家庙和马固关帝庙。

　　2015年9月21日，民间环保组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直接拆毁文物及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将马固村村委会、上街区人民政府、上街区峡窝镇人民政府和郑州市上街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诉至法庭。

　　2016年2月15日，郑州中院官方网站发出公告，已受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公益诉讼，原告要求被告就拆毁文物事件，向全国人民道歉，对未拆文物原地保护，对已拆文物采取遗址性保护、建博物馆复建被拆文物。

　　据了解，这是国内首起人文遗迹(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也是人文遗迹(文物)首次被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

　　有的正侵蚀消亡

　　事实上，像马固村这样遭遇拆迁困境的古村落并不少见。

　　有140多年历史的郑州古村保吉寨正面临拆迁尴尬;浙江金华深山古村落遭遇“旧村改造”，同样面临拆迁难题。山西晋城市泽州县的半坡古村有明清时期的院落古宅六七十处。2007年，该村被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就在同年，当地政府以煤矿开采为由，将全村的近200户居民进行了强制搬迁。又以复垦的名义将这里的古宅强制拆除。

　　据报道，由于北京市传统村落大多位于偏远山区，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薄弱，造成人口不断“外流”，常住人口减少，出现“人走屋空”的现象。建村于明朝初期的房山区水峪村，因为“空心化”严重，甚至当年主要由男子表演的古中幡，如今也由村中留守的妇女接替了。

　　山西宁武县芦芽山深处有座王化沟村，顺崖就势而建，好似空中楼阁，因年久失修，这座被人们称为“悬空村”的古村落几近消亡;海口西秀镇西面的好俗村，曾是典型的火山岩石村落，正在面临着钢筋水泥的侵蚀，很多石屋已经被拆毁。

　　武汉也是古村落消失的“重灾区”。夏祠村是武汉市湖泗窑址群最早的发现地点，而湖泗窑址群的发掘，曾一度改写了宋瓷研究中湖北无瓷的历史。如今，水运码头淡出生活，乡村都通了公路，已有百年历史的夏家码头只剩残迹。码头旁废弃的手摇水井已锈迹斑斑，夏家码头河水也已渐渐干涸。

　　夏祠村附近同为窑址的几个村落已相继消失，唯有尘土中裸露出的碎瓷片在证明：这里曾是湖泗窑址群。而被当地人称为“此地曾为景德镇前身”的城市记忆，也一并消失。在新洲、蔡甸等新城区，也有一些古镇、古村，早已无人居住，在落魄衰败中等待消亡。

　　有的得到合理开发

　　2014年10月27日，广东省东莞虎门白沙《逆水流龟村堡修缮设计方案》正式通过省文物专家评审，有着370多年历史的明代村堡迎来首次保护性修缮。

　　逆水流龟村堡建于明崇祯年间，四周人工河宽18米，共有64间大小统一青砖大屋瓦房，占地6889平方米，是东莞现有较好的古村寨建筑，也是国内少见的明代村堡。该古堡于1993年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湖南溆浦县横板桥乡阳雀坡古村落，始建于清乾隆年间，也是见证“雪峰山会战”的抗战名村。2014年11月26日，当地计划投资5000万元，通过一年的保护性修缮，将其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山背花瑶梯田景区一个知名景点。

　　因为毗邻横店，浙江东阳古村先锋村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影视外景拍摄地。被影视剧改变的，不止是村貌，还有当地老百姓(603883,股吧)的命运。2009年，村集体对竹林进行统一管理。来的剧组越来越多，回头客也多起来，每年的租金收入都在翻番。现在，竹林的每场次租金涨到了1000元，一年的租金总收入达到65万元。家家户户都扔下锄头镰刀做起了生意。

　　浙江千年古县松阳则培育出平田村、呈回村、杨家堂村等一大批特色古村落和“画家村”、“民宿村”，形成休闲游、自驾游、乡村游等多种休闲度假模式。2013年，该县接待摄影、写生的游客便超过20万人次。

　　谈到古村的合理开发，江西南昌千年古村安义村也是一个典型个案。据报道，该村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米粉，2014年起开始举办米粉节。首届米粉节上，每天的游客量突破一万人次，古村群外停满了自驾游的车辆，古村内人头攒动，农家饭馆内座无虚席。“安义米粉节”成为南昌“十一”黄金周乡村游亮点之一。

　　另一典型案例是山西寿阳县西洛镇林家坡村，也是一座千年古村落，2015年7月10日，“山西传统村落民居保护第一筹”启动后，首批众筹资金已成功改造一个明代院落，让道路难行、建筑渐塌的大汖村看到“曙光”，也为所有亟待保护的古村落创立了新模式，提供了新思维。

　　不合理开发是致命的

　　然而，不合理的开发带给古村的伤害是致命的。

　　据媒体报道，河北忠义村是清代守护皇陵人的村落。乾隆初年，它被选址来建造皇帝陵寝，北京“内务府”官差便携眷定居，操办工程。这样，它的构造与其它村落，都天生的不相同了。当地最早的房屋被称为“大东房”。北京的四合院坐北朝南，这里的“大东房”则一律坐东朝西，表示对安寝在皇陵中的帝王们的朝拜之意。这样的建筑天下唯一。

　　使忠义村出现转折的是2000年清西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一下子，与清西陵密切相关的历史和满族文化都成为旅游的亮点，给该村带来致富良机。2002年，忠义村进入以旅游效益为目标的全面开发热潮。

　　然而，对于历史遗存在没有科学认识之前就急匆匆地开发，是致命的自我破坏。许许多多的“原生态”被扫出村子，代之以清一色的仿古新建筑。最具个性的建筑“大东房”改做了坐北朝南的新屋新房。东南村口，两对带乳钉的老门及其高门槛，被视作妨碍旅游的不合用的旧物而拆掉，换成了仿古的红漆宫门。如今，村中一间历史民居也见不到，刘墉办案的老宅子也无迹可寻。街上唯一能见到的“历史见证”，是一个石质的井口和一个石碾。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民间舞蹈“摆字龙灯”，已成了单纯的旅游表演。

　　冯骥才在走访该村时称，为经济“搭台”的文化常常受制于经济，同时失去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最终会找不到自己。当今，这样被粗鄙化的旅游开发改造得面目已非的村落很多。

　　呼吁立法保护

　　4月12日，被文物圈刷屏、称之为“极为隆重”的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的会议代表，感受着新时期文物工作者的机遇与责任，思考着如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城镇化进程加快，怎样在保护和开发之间找到平衡点，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新技术浪潮涌动，能否让文物保护搭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便车?有着厚重历史的文物古村落保护也势在必行。

　　“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道：“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古村落，2010年是270万个，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130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在这些古村落里，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全部都在村落中。”

　　冯骥才指出，传统民居建筑是民间文化的承载空间，其中留存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文脉记忆、艺术创造和生活方式。传统村落每一处都凝结着先人们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对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与发掘，可以为中华民族存留更多鲜活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脉络。

　　“物质文化遗产有《国家文物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古村落也应该有《古村落法》。”冯骥才曾表示，古村落的保护不能变成官员的政绩、学者的科研成果、开发商的资源，靠立法保护势在必行。

　　冯骥才呼吁：“古村落孕育了中华传统文化，也承载着我们的乡愁。每个村落都是一部厚厚的历史，我们已经把600多个城市变成千城一面，就不要让村落消失得更彻底了。”

　　“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古文物的保护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旅游项目来开发，意图得到什么回报，各级政府都应拿出一定资金进行保护，有利益回报更好，没有回报也要抢救，不能只是为了行政目的和经济利益。”长沙市文史专家陈先枢向《小康》记者谈到：“不能按照短期效益看投入产出。现在环境保护好了，十年二十年后是会看到效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