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冥冥中，一种荒诞了十年的文学正在等待新的时代涤荡。新的时代文学在哪儿呢，将会是怎样的突破，来自何方？

一座临街的长方形灰色的大楼，一排排窗户总共五层。一进楼门两边走廊挂满白花花写满墨笔字的大字报。人一走过，大字报纸被风带得哗哗响。只有开门的地方没大字报。不过这时的大字报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杀气腾腾了，都是“批判四人帮”、“小爬虫”、“打砸抢分子”之类的话语。我从中找到一扇门钻进去，一问才知小说北组和南组都在三楼。那时人文社的小说编辑室分南北两组，以长江为界，将南北两地作者分由南组和北组负责，我在北方燕赵之地的天津，自然属北组。

一进北组，靠墙一圈八九张桌子前坐着的全是老编辑，每人书桌上都堆得满满的书稿，连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纸绳捆着的厚厚的装书稿的牛皮纸袋，边上写着书稿的名字。此后才渐渐认识了这些老编辑，有王笠耘、王洪谟、许显卿、张木兰、许庶、谢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长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等等的责编竟然都是他们。他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编辑功力和文学修养。此刻，他们扭过头从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点发慌。一慌差点忘了我来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这张已经认识的挺白净的笑嘻嘻的脸儿。李景峰先给我引荐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编辑，告诉我她也是我的责编叫邢菁子，“以后你归我俩管，韦君宜是你的终审。”说完便带我到四楼西北角一间大屋子说：“你就住在这儿，这一屋人你有两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定神一看，满屋是床铺、桌子和人，有的在埋头写东西，有的聊天抽烟，有的躺着睡觉，总有十来个人，更像大车店。这些人全是生脸，也没人认得我，却有两位热情地告诉我靠窗那张床和床边一张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会儿李景峰就笑嘻嘻抱来一堆东西。一个竹壳暖壶和两个水杯，几本字数五百字的空白稿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行了，东西都齐了。你在哪儿吃，哪儿买饭票，哪儿上厕所，哪儿寄信就问问他们。你把你的窝儿归置好就开始干活吧。”

这屋里没柜子，我找个纸箱子，把从家里提来的装着衣服杂物的大书包塞在里边，放在墙角，将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资料图书打开摆在桌前，铺上稿纸，我的正式的“写作生涯”就这么十分纯粹地开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严格得有点苛刻的编辑，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给我系统的标准化的改稿符号。他每看过一页我的文稿，就会把里边所有标点错误和别字，像捉小偷一样“捉”出来，用红笔纠正，像老师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时的编辑是要和你讨论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你去改，当然他不会把他的观点强加进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写得不确切不合理不充分，他会把稿子毫不客气地打回来。我感觉他对我像在“挤牙膏”。他却笑道：“谁叫你有潜力，可是不尽力。”

记得一位美国作家对我说她的编辑更厉害，有时还会动笔删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说如果你反对呢？她说我会把我的一段恢复回来或把她加上去的一段删去，我们常在稿纸上打架。我说，这很美好，你的编辑已经把你的作品当作他的作品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和我的编辑也是这样的关系，不过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时在稿纸边上加一句是给我看的：“怎么这个错别字又露面了？”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韦君宜和严文井，并非因为他们是“社领导”，而是他们的文品与人品。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尽折磨。有趣的是人们对韦君宜的称呼，当面郑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里反倒亲切地称她“韦老太”或“老太太”。这恐怕与她的性格有关。她很低调，不苟言笑，人却耿直善良。后来读了她的《思痛集》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个“思想性”的人物；我与她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总觉得她有一种郁郁寡欢，是不是缘自她的心正处在对国家与民族反思的痛苦中？

那时，在楼里偶尔会碰见她，她最多点点头便走过，很少说话，但她审我的稿子时用笔说的“话”却很多。她改稿的方式很特别，常常用蓝、黑、红三种颜色，先用蓝改一遍，再用黑改一遍，最后用红色圆珠笔或铅笔。这表示她是一遍遍看过的。她是终审，终审通常看一遍。我不知道她审别人的稿子是否都看好几遍？我却从中看出她对我严格的要求与刻意的帮助。那天，李景峰跑到我屋来，把五十多万字一大摞书稿往桌上一放说：“天天玩，不好好干活，老太太一看就火了，把你稿子毙了。”

我听了还真的吓一跳，再看稿子就乐了。我说：“毙了还用费这么大劲儿改？”

李景峰说：“你这家伙还真鬼，要不老太太说你聪明呢。认真看看老太太那些意见，老太太说你要是看不明白就去问她。”

韦君宜的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旁，房间很小，桌上堆满书稿，一盏台灯，一个挺大的白瓷笔筒，里边插满笔，还有些平时随手塞进去的乱七八糟小东西。有时她要找个大头针或曲别针，便会把笔筒翻过来，将里边的东西“哗啦”全倒在桌上，从中去找。这些东西里还有牙签、眼药水、饭票、按钉、皮筋、衣扣、发卡等等。但她在稿子上却一字不苟，她的心思全在稿子上。忠于文学——这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也是对我最主要的影响。

那时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线上。

洗脸没有香皂，一方块最廉价的含碱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脸。一个月用35元，余下的钱留给家用。地震后房倒屋塌无家可归，寄居朋友家，妻子上班很远，骑车一趟要40多分钟。冬天孩子放学妻子还没回来，屋里没炉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发热。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两包烟，再没别的花销；吃饭时只能买价钱最低的菜，烧茄子一角，炒菠菜五分钱，菜不够吃就找师傅要一勺菜汁。有时馋得厉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面馆，花三角五分买五两小肉面，狼吞虎咽吞下去，然后像富翁那样挺着肚子走回社里。

隔一阵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顿韮菜肉馅的饺子，对于我这一顿有肉的饺子和“国宴”没什么两样。谁知道这些事怎么叫韦君宜知道了，她特批给我每月15元的补助。她肯定知道我这么大的身个，顶不住如此艰辛的脑力劳作。这使我终于可以多吃一些烧茄子，甚至一盘洋葱炒肉片了。这是救命般的支持，叫我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她和我母亲是同时代人，比我母亲小两岁。然而，她见到我却从不提这事。一次，她给我一个书单，叫我到人文社的资料室去借这几本书，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刘孟扬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还有马克里希的《天津租界被围记》等等。我很奇怪，她并不研究近代史，这些很偏的书她怎么知道并读过？

在人文社四楼上那段日子虽很艰苦，但很特别，也快乐。那个时代，人很少攀比。其实人的烦恼一半是比出来的。我们那一屋子“作家”，都没出过书，都有希望出书。大家来自各地，各有各的经历和故事；写东西的人都关注生活里有意味的事，都一肚子故事满脑袋杂学，于是搁下笔的时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记得那时我们都抽烟，我抽天津最廉价的“战斗牌”卷烟，有时天晚了，没处买烟就抽别人的，虽然都穷，没人吝啬，彼此烟茶不分家；有时写到夜里没烟抽了，就在地上拾烟头，将烟丝弄出来，撕条稿纸卷上，舌头一舔用唾液封了口，点了便抽，居然挺过瘾。这种日子这种滋味现在想再尝一尝也没有了。

四楼上还有两个编辑室，一是古典文学，一是外国文学。这两种书皆我所爱，编辑们又都有见识又有学问，有的本身就是学者或翻译家。比如矮胖胖的刘辽逸，我曾读过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十分钦佩他译笔的干净又有韵味；还有《莱蒙托夫传》的译者孙绳武、《斯巴达克思》的译者施咸荣、《怎么办？》和《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的译者蒋路等等都学识渊博，偶与他们聊聊，他们聊起外国作家就像聊自己的老朋友，生动又快意。

还有一位拉美文学编辑室的王央乐（王寿彭）给我印象很深。他身材略胖，戴一副圆眼镜，鼻子发红，人很随便，健谈。他精通西班牙和拉美文学，那时他还没有译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但他谈起《唐吉诃德》，好像那本书是他写的。他似乎记得每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听他侃外国文学。那时文革刚过，古典与外国的文学尚未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待恢复，却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痩的人怯生生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边一阵喧哗，过后听说是哪位编辑被落实了政策，刚从什么农场返回北京上班来了。凡这种人都把制服穿得格格正正，好像假释出来的。

我和这两个编辑室最热烈的接触是打乒乓球。那时人文社二、三、四楼走廊西端都放一张乒乓球台，逢到上下午中间休息时候，便各拿各的手拍来赛一场。游戏规则是打十一分，谁输谁下，按照先来后到排着，轮到谁就上。别看这些编辑文质彬彬，打球却各有绝招怪招。有时业余球手的球挺怪异，很难应付，尽管动作不规范，谁也不追究谁；我做过运动员，应变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克制他们，不过我不会总霸着台子，连胜两次过了瘾就故意“喂球”叫人家赢。单位里打球最大的快乐如同下棋，一边打球一边斗嘴，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当然，四楼的作家们也有痛苦的时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书稿改不出来，被中止了，要卷行李回去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同屋的“伙伴”便会约上他到外边小馆喝点酒送个行，大家尽力说些宽慰的话劝劝。可是真待到这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伤感与叹息。

其实逢到这种情况，并非这作家无能，而是一种悲剧。这里不少作家都有挺不错的写作能力，发表过一些文章或短篇，他们拿到这里修改的小说多是长篇，起笔于文革之中。在文革的文化淫威下，必需按照文革文学的套路写，写现实的小说必需写阶级斗争，要有一正一反两个人物，正面人物高大全，反面人物阴险狡诈，人为地制造冲突，经过反复和殊死的斗争最终以正面人物胜利告终。这种必需和政治扰在一起的公式化的写作是灾难性的。

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不断变化更迭，小说的正反面人物便随之更换角色，情节故事也得跟着改变，一变就得重写几十万字。一位铁岭的作家人很好，面孔黑黑，挺瘦，爱抽烟，他在林区多半辈子，生活底子厚，肚子里装满乡土故事和传奇，各种民间奇人招之即来，而且他会说故事，讲起来有声有色，也幽默；换到今天来一点魔幻说不定会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我们喜欢听他胡讲乱侃，但他这些本来是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却用不上，在文革小说中最重要的是紧扣现实政治的主题，生活仅仅是一种“装饰材料”，不能为政治服务就不能出版。致使这里一些作家多年来就是这么翻来覆去地改。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明天政治风云突变，反面人物变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换成老干部。据说我到人文社之前三四年他就被借调到社里改稿。好好一个人给折腾来折腾去，整天愁眉苦脸，烟抽得愈来愈凶，脸色黯下去，他却执意不肯罢手，终于一天编辑说你别改了，现在反面人物是四人帮了，你这小说怎么也改不出来了。他只好卷包走人，后来听说他得了绝症死在铁岭。

文学也能害死一个人，这是什么文学？

冥冥中，一种荒诞了十年的文学正在等待新的时代涤荡。新的时代文学在哪儿呢，将会是怎样的突破，来自何方？谁也不知道。（文/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