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爱国诗人屈原在彷徨失意时发出了“何去何从”的人生反思，这是生死攸关的拷问和求索。今天，在经历了几十年改革开放和城镇工业化发展之后，我们的故乡在发生着令人欣喜巨变的同时，老家的模样开始越来越模糊不清，而乡愁却一如诗人席慕蓉所说的那样“永不老去”。

是的，当今传统村落的命运，无疑也走到了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我们该怎么留住传统村落、留住乡愁？传统村落该何去何从？

带着对传统村落未来命运的关切，11月22日至24日，一场名为“何去何从”的传统村落国际高峰论坛在保定举办。论坛由民协、省文联、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等主办，邀请国内外民俗学、建筑学、传播学、风景园林学等各领域近百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传统村落保护一线的人员广泛参与。在论坛举办的三天里，与会者围绕传统村落的价值认知、传统村落的发展模式、乡村传统精神与村落保护等诸多议题，建言献策，共同探讨如何更加科学理性地推动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

焦点之一村落遗产如何归类保护？

“全世界做村落遗产的只有我们，我作为人很骄傲，可传统村落到底是什么遗产？”11月22日，论坛开幕式上，文联副主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冯骥才，提出了一个挑战人们的思维惯性和认知习惯的问题。

众所周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遗产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等，并没有把村落遗产单独拿出来，而是放在历史遗产、历史建筑或者物质文化遗产中。但是，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既不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是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单组合。它不可肢解，它的范畴要大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任何一个遗产种类的范畴，或许可以称之为“另一个系统的遗产”或“第三类文化遗产”。

“传统村落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有自己独特的整体性。”冯骥才举例说，比如民居古建、村落选址、村规民俗、姓氏文化等，地域不同则村落文化千姿百态，一旦僵化地保护，就有可能让整体性的传统村落文化碎片化，如果搞不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传统村落可能永远无法得到本质上的完整保护。

对此，来自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杜杰庸主任认为，提到传统，一定要考虑它意味着时间背景。他说，曾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提出了“时间性体系”概念，每一个社会在每一个特定时期都有自己的时间性体系，无论在哪一个时代，说到传统时需要先搞清楚它到底涉及哪一个时间性体系。

杜杰庸认为，冯骥才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遗产范畴做出的一些补充，令他很受启发。他认为，当代的遗产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现代人对于过去的态度，这个态度跟过去传统社会的传统意识很不一样，因为人们经常把传统客观化，不想跟它培养特定的关系，导致人们越来越脱离传统世界。

民协顾问曹保明也指出，遗产不等于传统，传统村落的概念目前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他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农耕大国，对传统村落的认定和保护比西方晚得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还将传统与落后相提并论。“传统村落的正确概念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自然性，是自然历史遗留下来的村庄和聚落。要有地域性的生活方式、具有一定文化的代表性。能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比较集中地表现出一个地区时代的风俗特点。”曹保明称，凡是依靠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以血缘关系的家庭和以几个大姓为纽带形成的村落组织，都可以称为传统村落。

焦点之二

传统村落核心价值在哪儿？

“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要保护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该怎么保护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假如我们认为的那个传统价值跟村民认为的传统价值发生矛盾怎么办？”11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铁梁围绕传统村落价值认知这个问题连发四问，令人振聋发聩。

对此，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祁嘉华认为，传统村落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形态，比如建筑形式、空间格局、木砖石雕等；另一个是精神形态。相对而言，精神形态的价值是决定性的，比如它决定着这个村落为什么选址在这里、为什么建成这样一个格局，甚至决定为什么在千百年中生生不息、战胜无数天灾人祸——这些东西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细节，正体现了祖先的智慧。

祁嘉华举例称，比如陕西分为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地区，三个地区的建筑形态和村落形态是截然不同的，陕北的窑洞、关中的四合院和陕南的木板和石板房，每个村落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那么为何会这样建造？地域特色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特征？蕴含了哪些地理信息？再比如有的村落有大量高寿老人，实际上该村围绕自然资源有着悠久的养生文化，难道不值得我们去研究吗？

对于传统村落的价值，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规划研究所教授党安荣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量：第一个是空间维度。自然地理、综合体、空间格局实际上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背景或先决条件，所以在不同地域就会有不同的村落和不同的村落生活方式。特别是体现在以流域为单位，比如澜沧江流域、无定河流域等。第二个是时间维度。也就是传统村落的价值认定，到底是过去的价值、今天的价值，还是明天的价值，要把村落及其价值的认定放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来考量。第三个是村民维度。“与前两个维度相比，我觉得村民维度是最接地气的，得从他们生活现状的角度出发考量价值。”党安荣认为，只考虑村落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村落真要发展传承下去，离开村民万万不行。“尽管村民有认识的局限性，但是研究学者也有认识的局限性。到底村民有什么样的诉求，只有他们自己最懂，基于村民们的诉求来考虑如何保护村落，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党安荣说。

“传统村落凝结了祖先的智慧，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就在于除了本能之外，还会继承祖先的智慧，即经验和知识。在这一方面，村民是最接地气、最具传承性的。”刘铁梁教授认为，保护传统村落的工作千头万绪，其实保护的不是简简单单一个房子一个村落，而是希望通过村落这个载体来保护祖先的智慧。他说：“我们传统村落保护不能以牺牲村民公平发展为代价，最好的办法是对传统村落进行整体保护，建立小的文化生态保护区，把村落作为一个整体，把其中所有祖先创造的文明保护下来。在这个整体保护中，一定要贯穿人类的核心存在，那就是人的信仰、自然地理留下的文化精神传统。”

焦点之三如何杜绝“千村一面”？

随着第四批传统村落名录名单公示，目前已有4157个村落正式进入国家保护的视野。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也表明了国家这些年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力度之大，但冯骥才们的担忧依然没有减轻。“村落的濒危和被破坏依然无法阻挡，很多被纳入国家名录的村落也变得面目全非。”冯骥才在发言中说，比这更让他忧虑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让这些濒危村落从现在的困境中走出来。

“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冯骥才用小说《围城》中的这句话来形容目前我国传统村落的尴尬现状。“你知道村里的厕所和城市不一样，往往是跟猪圈挨在一块，半夜要想上厕所必须提着裤子穿过冰冷的院子。”冯骥才用这个最粗浅的例子来说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很显然，村里人想出来，出来后也不愿意回去。从更深层次来讲，这里边蕴含着一个残酷现状——村民不热爱自己的乡村文化。任何人都有权利选择更现代化的生活，村民们认为传统村落文化已经过时了，他们自然会向往城市。

然而，一旦这些村落被评上“国家级传统村落”，外面的人就看到了旅游开发的价值，“手就想伸进来”。与此同时，很多地方仍然缺乏对传统村落保护价值的认识，“现在很多地方说是村落保护，实际想的是村落搭台，旅游经济唱戏。”冯骥才说，乡村不是不能发展旅游，恰恰相反，特别好的村落还得需要借助旅游传播出去。但是，如果要给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排个序的话，冯骥才认为应该依次是：见证历史的价值、学者研究的价值、欣赏的价值、怀旧的价值，最后才是旅游价值。

“我们把660个城市基本变成一个样子，只用了20年时间。这是人对自己文化的悲剧，也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冯骥才说，这样的悲剧正在传统村落中重演，他将目前古村落的发展现状总结为“十大雷同”：旅游为纲、腾笼换鸟、开店招商、装扮景点、公园化、民俗表演、农家乐、民宿、伪民间故事以及挂红灯笼。“在已被列入名录的几千个传统村落中，‘千村一面’的发展趋势正在形成，如果失去了千姿百态的特色和活力，传统村落保护将无从谈起，留住乡愁，也将是一句空话。”

对此，祁嘉华等人深有同感、深表痛心，他们纷纷指出，很多村落以为入选保护名录就是弄钱搞开发、搞旅游，结果找来一些业务水平不过关、对乡村文化不了解的团队来胡乱设计、胡乱开发，最终这种想当然的、胡乱拼凑的保护方案被实施，导致我们的村庄失去了原来的风貌、失去了乡土气息、失去了活泼的生机，变得乌烟瘴气，热闹喧嚣而特色全无。

对于传统村落我们提倡保护，也下了大力气去保护，但难以杜绝各种变异。这种现状无疑令祁嘉华、冯骥才等有识之士痛心不已。冯骥才语重心长地说：“传统村落走到今天，各种工作都在铺开，可我们需要稍微停一下脚步，要站回最初的‘原点’去认真思考，为什么要保护传统村落？为什么要留住乡愁？”冯骥才呼吁，留住乡愁最重要的是它的精神文化价值，就是留住我们对于家园的情思、土地的情感和文化的情怀，而不是怎么留得住游客。所以，他提出，对于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要建立起一个退出制度，保护不好要亮红牌，一旦退出就永远不能再进来。

焦点之四如何让村民参与保护？

“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可持续性。作为一名基层从事传统村落调查的工作者，我在调查第一线奋斗了很多年，有很多酸咸苦辣的感受。”高峰论坛上，涉县文联主席李淑英道出了自己在一线工作时遇到的两大困惑。

第一个是上热下冷。从事传统村落调查时，每次和专家学者以及领导们开会，都感觉心潮澎湃、任重道远，但回到基层工作一线就感觉非常冷清。原因何在？李淑英无奈地说，这是因为基层根本没有多少人明白这项工作的意义，除了那些做这项工作的人，其他人对这个保护传统村落的概念是模糊的，老百姓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第二个是上主下被。专家学者和领导们一直谈传统村落要保护什么、要怎么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很被动。很多村民反映，上级让我们保护啥就保护啥，但怎么保护就不知道了。

针对李淑英的困惑，专家学者们表示，保护传统村落需要保护村民的利益，这已经是一个共识，但目前的难点就在于，该如何推动传统村落可持续性发展？“村民是村落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他们才真正是村落发展的主体。他们的权益保护好了，才能留住人，而留住人才能保住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娇认为，传统村落里村民的权益可以称之为“内价值或者内动力”，要想避免“空心村”出现，需要让村民公平地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权利，同时还需给予其在村落中主动生产和特色化生产的权利，从而让村民乐在其中。

尊重村民话语权和选择权，固然需要政策措施的关注和保护，但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培养村民的文化自觉。对此，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顾军教授指出，目前传统村落保护中政府意志或者专家意志占主流，村民的意志或村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考虑。她认为，保护传统村落，首先应该唤起村民的文化自觉，让他们了解村落的价值或潜在价值。“在具体的保护中，既能尊重民众意愿、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让村民们意识到古村落保护可能给后人带来无尽的利益。比如，现在意大利就可以靠村落文化遗产撑起大半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果我们的村民也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在价值认同上可以达成一致。”

“村民的意识不能被边缘化，但目前来看，要让村民自己表达出更合理的看法，还有不小的难度，还需要积极引导，最好能够扶持一些有乡土情怀或者对村落本身有观照的乡贤，通过他们来提高村民的文化自觉，保护住村落文化的根脉。”风景园林协会城市绿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小奎认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建设需要一个中坚力量引导和参与进来，这个中坚力量一定要扎根乡土，有一定的文化认知，同时还得是有力量、有时间、有情怀、有责任感的群体，可以定义其为乡贤团体。

“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途径。在历史上，乡贤对乡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功不可没。这些乡贤都生活在本乡本土，拥有外人无可比拟的‘乡村智慧’。正是他们世代扎根乡土繁衍生息，才让村落的精神和文化得以持续发展。”民协顾问、省民协主席郑一民指出，“乡村智慧”其实就是“乡贤智慧”，要落实传统村落保护的各项政策，真正让独具特色的村落得到最好的保护，就应该尊重这个乡贤团体。郑一民说：“目前乡贤团体的数量和力量还比较弱，而在重视宗族观念的传统农村，乡贤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围绕着他们形成的村民群体，才是传统村落真正的主人。曾经，这些乡贤是我们村落文化守望者、传承者，如今我们要让他们不仅成为守护者，更要成为创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