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的传统村落是华夏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最为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时空中最为悠久和稳定的坐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传统村落正在加速消亡。湖南省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任胡彬彬发文《传统村落的急剧消失，意味着什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网政协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缘起

       据中南大学村落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前的田野调查显示，在长江、黄河流域，颇具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总数为9707个，到2010年锐减至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2012年国家启动对传统村落的调查和保护项目两年后的2014年6月，我们又组织了8个专项田野考察组，再次对“江河流域”传统村落展开跟踪式田野考察，对此区域原已纳入调研视野的5709个传统村落中的1033个进行回访、考察、调研。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在2010年尚为活态存在的1033个传统村落，在四年间，又有461个因各种原因消亡，幸存572个，总数消失了44.6%，平均每年递减11.1%。换言之，在此次调研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中，约3天就有1个消亡。大批传统村落由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的文化遗产一夜之间，成为了永远的文化遗憾。什么是传统村落？她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进程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作用与功能？

       传统村落是华夏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最为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时空中最为悠久和稳定的坐落。作为社会单元内在结构最为紧密的小群体，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蕴含着丰富而又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因其原住民的聚族群体性、血缘延续性的特质，承载了久远悠长的文明历史，因而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传承性；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态，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秩序与结构、内涵，代表着历史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的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国家、民族文化的范畴。村落成员间通过其互相关联、内在互动，不断传承内部文化、发挥社会功能，成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基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础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是我国传统社会乃至现代社会品质、正统文化及政治精神的基本载体和驱动力，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为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强势推进，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正在被快速淘汰，曾养育过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已经过数千年历史检验是安全、健康的传统农作物种，正在从我们祖先造就的田园中被驱逐，取而代之的是新近科学发明的“转基因”物种。与此同时，传统村落因各种人为或自然的原因，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或夷为平地，被扩张的城市所吞噬；或因原住民倾巢进城务工而成为“空心村”，在经历常年缺乏修缮的苟延残喘的痛苦之后，轰然坍塌于某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或因某些地方官员“新农村建设”政绩工程的需要，而被拆得七零八落，“被”“旧貌变新颜”；或因“土地财政”的驱动，急功近利的商业模式运作下的过度开发，传统村落被恣意肢解，而变得面目全非……与此伴生的是，传统村落原所具有的代以相继、传承至今的文化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急剧裂变，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也面临着支离破碎的危险。

       传统村落及其文化，在正经历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那么，传统村落的急剧消失，意味着什么？

一、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消失，意味着失去民族的历史文化

       清末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在上世纪日本侵华后，陈寅恪先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其良苦用心即在于以书写历史的方式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并以此来激发国人的斗志。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如果具有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文化消亡，那么这个国家人心也必将涣散，最终“国将不国”。世界史上曾出现过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只有的历史没有断绝？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良好的传承性，这使得泱泱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得以延续发展。

       当然，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的文化信息被大量地记载于历史经典文献中，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经典文献。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被代以相继地保存下来。传统村落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载体——一个长期以来被忽略不计的甚至被认为是可以恣意毁掉的载体。 

       是一个农业大国。从湖南道县玉蟾岩所发现的上万年的人工栽培稻种，到澧县城头山、彭头山的稻田遗址，足以证明其农耕文明史的悠长久远。传统村落的形成和出现，是华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时代进化到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传统村落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史中，由家庭、氏族、家族通过血缘纽带，传承其内在的文化传统，成为了国家与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构成。相对于经典文献和地下挖掘出来的古物史料，传统村落所承载的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信息更具鲜活性，是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实证”，更是中华文明渊源有自的“活证”。她比文字、古物更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生产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民族习俗风情。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重视传统村落，保护传统村落。从某种意义上说，毁掉了传统村落，就是毁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可惜的是，这种重视是孤独的，保护是非常乏力的。我们现时不少的政治精英，对此似乎缺乏起码的觉悟。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同时具有英国首相和剑桥大学教授双重身份的斯坦利·鲍德温爵士，对此却有深刻的认识：“对我来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这位英国的政治精英对英国文化的见地阐述不可谓不深远，而且颇具前瞻性和代表性。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英国人就是以乡村色彩作为主调的。英国人有很深的乡村情结，他们认为乡村文化是英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从政界到学界到平民，有一个统一的文化觉悟和共识，那就是：乡村是英国历史文化之依托，没有乡村，就没有英国；没有乡村文化，就没有英国文明。

       在当下的文化精英层面，不乏漠视传统村落文化的“专家”、“学者”，他们将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简单地视为鄙俗的“草根”，不可与登大雅之堂的“正统”文化相提并论，不屑一顾。那么，“草根”与“正统”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缺失“草根”基础的“正统”又会怎样？我们也许可以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两段言论中找到答案。孔子曾在谈及夏礼、杞礼、殷礼、宋礼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言之（《论语·八佾》）。”孔子告诉我们，因当时以文字记述杞国、宋国正统的礼制文化典籍（文）非常有限，能述说两国礼制的贤人（献）也难以找到，使得杞国和宋国的历史文化出现了“断层”。杞、宋两国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文献中有过某些记载，但因为其历史文化的许多重要载体，因自然或人为原因消亡，使得文化出现了断层，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过的这两个国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变为“传说”，以致从真正意义上的不复存在。面对这样的境况，孔子立志要保持周文化的存在与延续，因为他认为“周鉴二代（夏、商）”，具有最完备最“正统”的礼乐文化及其制度，是当时人类历史上的先进文化。由此，他提出了“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的方法，试图弥补记述“正统”文化的“文献”不足的缺憾。这个方法，使他在成就为儒家“正统”文化“至圣先师”的同时，亦成为了“求诸野”方法的最早践行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他开了乃至世界“田野考察”学说之先河，并以“诸野”考察之所见所得所记，作为证史、补史的主要手段，功莫大焉！今天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同样面临着文献缺乏的困境。即使是文献有所记载，也存在不少局限，且还需考证其真伪。现存的传统村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不仅可以弥补传统文献之不足，填补空白内容，还可以补证历史文献。我曾在“光明讲坛”讲过一个例子，在湖南靖州的一个苗族村寨，我们发现了一块立于村口的叫做“群村永赖”的石碑。碑文不但记述了苗族在自身悠久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一种叫做“舅霸姑婚”的婚姻习俗，而且还记述了清代道光年间地方政府立碑示禁的史实与过程。碑文所涉人事颇为重大，所辖地域及湘、黔、桂三省八县，为我国苗族世居分布之主要地区，不可谓不广。“群村永赖”石碑是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物证，更是苗族婚姻变革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如果仅从学术研究视角意义上来看，这个石碑只不过是具有“补白”苗族历史文化文献的价值。但从人类学、优生学的视角看，这块碑见证了人类文明进化的史实；从民族学和法律学的视角看，更是可以清晰地了解苗民族历史文化特别是婚姻制度史的演进过程。这些意义和价值，是深远和重大的。由此可见，传统村落文化与民族历史文化唇齿相依的深切关系。如果我们自己把承载着中华民族大量“活态”历史文化信息的传统村落，一味简单地摧而毁之，对传统村落文化嗤而弃之，不是自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切不可一边高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大旗，一边恣意地毁灭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活态物证，这将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千古罪人！所以，我们也应效法孔子所倡导“求诸野”的方法。杞宋之亡，当为前车之鉴！

二、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消失，意味着失去千年的田园风景及其人文内涵

       《论语·雍也》载述了孔子的名言“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因其释义历代有别，竟成为有趣的千古学案。有释义为“聪明人喜爱水，有德仁的人喜好山”的，亦有认为原文断句应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释义就成了“智者的快乐，似流水般灵动活跃；仁者的快乐，如山一般崇高宁静。”可谓各执其见，代有主张。但不管是何种见解，有一点是高度趋同的：孔子其言揭示的是人和山水间的某种关联。远在商周，国人先祖从原始宗教中走出，已觉悟出名山大川、田园风光与人文道德、心性修养有着甚为紧要的关联。《礼记·孔子闲居》所载“天降时雨，山川出云”。 记述的就是孔子关注到了自身作为观察自然的主体，对自然这个客体在发生变化时，所产生的十分微妙的心性感受与变化。即自然与人之间的因“人”而生的某种实际存在的关联。“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这种关联，曾在“诗之六义”的“比兴”中被深化，再逮山水画派之发扬光大，在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影响既深且远。寄情山水，怡情田园，是因为山水田园可以陶冶心志、修炼性情、培养品格，这已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达成的共识。甚至可以说，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没有其他哪一个文化区域或系统，这么深切地强调人与自然间的亲和关系，并且对其充注了如此深刻的人文关怀。

       然而，由于“千里之山，不能尽奇，万里之水，岂能尽秀？”（宋郭熙《山水训》）因此，我们理当广义地去理解“山水”，将“山水”的内涵拓宽到“山水田园”。山水之胜，乃上苍所赐之自然造化，更有人力造就之村落田园。村落之形成与田园之拓垦，不但是“人”的智慧及力量与自然山水的完美结合，且见证了步入农耕文明的华夏先民，由初始敬畏崇拜自然，进而到顺应亲和自然，再到融合有度利用自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完美理想的文明进程。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山水田园之中，孕育出了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存理念、人文观照、哲学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意识形态与观念，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内在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核。山水田园之于人，已不仅仅囿于山水田园所产之物可以养身养命的物化层面，山水田园风物风景更已升华为可以养眼养心、净化灵魂、陶冶情操的精神家园。前者是物化的，后者是精神的。物质和精神在式的山水田园里，有着最为完美的融合和体现。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为官八十余日终于弃官归乡而“居南村”，过着“种豆南山下”、“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普通农人生活，所闻所见所历村落中的鸡鸣狗吠、桑麻荆扉，都是他吟咏的对象。村落与山水田园养育了他的生命、滋润了他内在的精神世界，造就了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物我两忘的超然心境。物质生活可能贫乏，精神世界却颇为丰富，超越于物质的世界，则是他独立的精神人格呈现。封建官场的黑暗，使得他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的选择虽然是退隐，体现的却是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他在成为“田园诗派”之始祖的同时，也成为了历代文人的精神偶像。在他们的笔墨之下，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别致幽境，有“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村庄常景，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乡人喜悦，有“牧童归云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孩童稚趣，还有“凌乱杨花扑绣帘，晚窗时有流莺语”的风月怀春。可谓写不尽的山水田园，绘不尽的乡村胜景，抒不完的怀古幽思。凭借着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生阅历，他们曾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千古名篇，创造了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象，寄托了意味深长的文人情怀。代以相继的人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这个民族因之而与众不同。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郭熙《山水训》）。北宋郭熙在这里不仅指出了君子喜好山水的原因，更揭示出了爱山水的要旨在于“丘园养素”。所谓志在守朴，善其质以全其真。从古代的“爱夫山水”，到当下方兴未艾的旅游产业，说明国人从古至今都有喜好游历山水的良好传统。据统计，2014年国内旅游产业收入达到3.38万亿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一个巨大的产业，更是国民的一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与释放。生活于“尘嚣缰锁”城市化大都会的人们，渴望“丘园养素”的精神家园。黛山可以安神，林泉可以明志，田园可以怡情，异域民族的特质文化可以使人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淳朴的乡村民风可以净化灵魂、陶冶情操。身体在这里得到美好的滋养，心性在这里得到尽情的释放。山水之际，田园之野，村落之间，可以使人领悟出许多关乎人与自然、关乎人生、关乎家国等许多真情和真谛来。

在城镇化城市化的强悍推进中，一大批传统村落旦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对于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传统村落的消失，将意味着难以解读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先哲们留给我们的、可以喂养我们民族精神的山水田园诗文；将意味着失去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先哲留给我们可以陶冶心性的田园风景；将意味着失去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先哲为我们所营造的、可以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

三、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消失，意味着乡村传统习俗和生活方式的湮灭

       民俗虽然只是世代相传的民族、民间生产生活风俗，却因起源于人类社会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群体生活，其族群化、模式化、类型化的特点，使其在族群间产生巨大的凝力。“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汉书·王吉传》），地域如此，不同民族间更是如此。如国人“敬祖”的习俗，中原与北方地区的汉族人，多为祖先建立专门的“家庙”，南方地区的汉族人，不少家族有从北方迁徙而来的背景，因而受中原汉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和南方地域习俗文化的双重影响，由初始的单一家庭建“家庙”制度，逐步形成在族群家居地修建氏族“宗祠”制度，或变由家庭兴建“家庙”，为祖先造像供奉于宅居中央位置的“堂屋”“神龛”之上，以供祭祀的习俗。这一习俗，使汉民族的“忠孝”人伦，得以良好的传承与延续。而世代生活在南方地区的苗族，则有着将“祖先”供奉于堂屋左边“火堂”屋的习俗传统。在湘、桂、黔边境地区的某些“生苗”族群中，则一直保存着“盘瓠”祭祀、“祭狗”、“敬狗”习俗。这里的苗族每天开饭时，第一件事就是舀起锅里的第一碗饭喂给自家的狗吃，每年新粮收获后，第一碗米饭也是敬奉给狗吃。这种习俗印证了从《汉书·西南夷列传》一直到《史记正义》、《南史》、《宋史》、《元史》、《异域志》、《峒溪纤志》以及近年所新发现的史籍《古今苗族生活集》等历两千年来的官方正史典籍或非官方野史笔记中，有关“苗人，盘瓠之种也。帝喾高辛氏以盘瓠有歼溪蛮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女，而为诸苗祖。今夜郎境内多有之……以十月朔为大节。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槽，扣槽群号以为礼……”的载述。这一习俗，使得这里的苗族个体、家庭与族群之间关系极为密切，有如血肉连体，休戚相关，共同应对各种生存困难与灾难，虽历万难而不却，延千年而不绝。

       至于“风尚”，则是指一定社会历史时期，或某些地域与族群间所流行的风俗和习惯。民族地区、传统村落间所保存的风尚，往往能给当下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质朴纯真的感受和源自内心的愉悦。有如春风扑面，安宁祥和，这是人类天性中最为宝贵的良知与善美存留的展露。现代都市建筑中的防盗门、防盗锁，其实是一道道的“心墙”。上苍赐予的阳光，需要首先穿透你家窗户和阳台上的钢筋制造的铁栏铁网时，你会有着怎样的感叹和向往？在中文歌曲中夹杂着不伦不类的洋文单词大行其道的今天，在对天地自然、祖先圣人的敬畏荡然无存的当下，在纯真善良屡遭践踏的眼下，在维系长幼亲情秩序伦理正在崩溃的现时，你是否有被时下都市的流行“风尚”或自己被迫“被”自己所“囚”的感觉？这一切，也许正是潜在的、防不胜防的社会灾难危机原因之所在。而坐落于湘、桂、黔边境地区莽莽山野的很多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中，你会发现这里的绝大多数的门，是没有锁以及作为门构件的“锁扣”。在今天的城步南山脚下的一些侗族村寨中，当主人外出时，或有一条扦担、扁担斜竖于门框之内，或有一个竹篓挂置于门框之旁，或有一根棉蔴纱线挂于门上，那是告诉路人，屋里的男主人进山砍柴去了，下地干活去了，或是屋里的女人赶集去了。路人渴了饿了，屋里有备好的茶水和食物，你尽管放心食用。至于是否付费，各凭所愿，取舍由人。曾几何时，只是见载于历史典籍上“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境况，在今天的这里，却依然有着很好的保存。这种表面看似普通平常，甚至不经意间被人忽略不计的民族与村落风尚习俗，实际上却深蕴着村落原住民“洁身自好，与人为善，恶盗守正，取舍由人”的道德操守准则。既是传统村落原住民对自身民族千百年来代以相继的习俗与风尚的高度自信，更是对自身精神家园的呵护与坚守，也是对开明有治社会的最高褒颂。

       如果说，我们被当下世俗风尘蒙垢已久的心灵，可以因这些从远古遗存至今的“古风”、“朴俗”而得到洗刷净化的话，那么，传统村落中所存留的生活方式，则可令人领悟出许多关于人生的态度与哲理。《舌尖上的》的热播，曾使我联想到意大利的“慢食运动”。这是一场由意大利人发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与城市化快速进程中应运而生的“速食文化”争锋相对的运动。其旨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保护传统农业与生态环境，保护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慢食运动”已漫及全球，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在我国，餐桌上一杯小小的牛奶，可能就关联到牛的种源，是否被“转基因”，喂养奶牛的饲料，是否被农残或其它激素添加剂所毒化，制奶过程中，是否被加入防腐剂，盛装牛奶的包装，是否有过多的“塑化剂”。这条长长的“问题链”，曾触发起国人的“牛奶”恐慌和危机。一杯牛奶与“一个健康强壮的民族”之间的关系，竟如此这般微妙。传统的食品是安全的，于国人的身体是有益的，对此我们能达成共识。而对充满了民族和智慧哲理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对蕴含了民族美德和情操的传统习俗与风尚，于我们心智的益处，精神的关怀，难道不应当用心领略，细细品味？

四、传统村落及其文化的消失，危及到民族文化的安全和国家社稷的稳定

       目前，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正在面临着支离瓦解，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传承和延续，甚至已潜在危及到民族文化安全、国家社稷稳定。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形成了不少以民族、氏族血缘关系组建起来的传统村落。这些地区经济虽然欠发达，自然风光却旖旎迷人。村落的人们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宁祥和的生活。“护稷为忠，敬祖示孝，积德布仁，举善有义”的传统，在村落中以传承和延续。原住民对天地自然、神灵祖先以及自身民族历史，无不充满敬畏。他们的家中，大都设有神龛，或崇佛信道，或仰拜祖先与山水神明，一年四季都有应时应俗的本土宗教仪式和活动展开。这些信仰传统历千年未变，本土宗教在这里，除了发挥着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教理教义宣扬、传播、传承功能外，还起到了强化家族氏族民族血缘关系，维护家国人伦秩序，劝善崇德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但自上世纪80年代始，有些地区的传统村落由于过度开发，被营造成了一个个仅仅只是在外观上不同于现代都市的乡村式商业大卖场。为迎合游客对自身生活区域以外的异样特质文化在感官上的享受和猎奇心理，这里不少传统村落及少数民族原住民们保存至今的一些最为宝贵的民族特质文化，亦被贴上了商业的标签。商业化的洪流席卷而来，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强势而入。当下流行的各种鱼龙混杂的文化观念混杂其间，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遭遇侵蚀、污染。原住民对世代固守的传统文化观念乃至道德操守，产生了深度质疑，内在的精神信仰也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原有的文化成分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异。传统村落文化如任其被风化污染，任其被摧毁消亡，广大的农村地区将沦为“福音传播的大好禾场”。一个丧失自身历史文化的社会，将自然会成为包括外来宗教在内的外来文化植入和成长壮大的最好土壤。

       再比如，地名文化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村落的命名，既可能是当地地理景观的记录，也可以是民俗心态的反映和地域文化的体现。由于缺乏对地名文化的认知，在行政区划变更、城镇化建设以及文字改革等活动中，保护地名文化意识淡薄，往往出现随意更改甚至废除历史悠久地名的现象，更难谈得上对其进行研究和传播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会威胁到我国的国土安全，对于边疆地区尤其如此。就拿近年来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越、中马及中菲的南海争端事件来说，都与我们对于地名文化不够重视有关。过去对这些边境地区的小村落，都是采取民间的一些命名，认为这些地方自古就有人居住或者活动，理所当然是的领土，因而对与这些地方相关的地名文化的记载、研究、传播都有所欠缺。例如钓鱼岛，原本藏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的明代手抄本《顺风相送》，就最早记载了钓鱼岛：“北风，东涌开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卯及单卯，取钓鱼屿。南风，东涌放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头，至彭家、花瓶屿在内。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针，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这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就发现了钓鱼岛，并对其在航线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这些资料只在民间流传，并未被当时的政府所重视。包括地名文化在内的传统村落文化的消失，其对国家安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

结语

       传统文化具有社会成员价值取向、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准则规范整合功能，多元社会结构整合功能，维系社会秩序、协调社会管理、巩固社会制度的导向功能与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些功能可以规范社会成员个体的行为准则，促进“家国”民生秩序的构建，强化政府、社会与国民之间的共识与沟通，从而弱化乃至消除社会阶层间的隔阂，推动促进公民与政府的合作，共同构建政府导向与国民愿向高度趋同的和谐社会。列宁曾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过去，又何以至未来？传统村落是我们踏访历史，展望未来的时空桥梁，是我们的灵魂栖居和最终回归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她的消失，将意味着什么？国人当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