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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落是古代先民们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础模式上，因“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需求而建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绵延最深的根，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追根溯源，才能清楚中华文化的来龙去脉；固本强根，才能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因而，研究传统村落文化，无疑是传承和保护中华文化的必要前提。

　　在有了城邑与村落之别后，聚集在城邑中的士大夫代表着国家和权力，拥有丰富的知识，村落中的乡民则仍然秉承着先民们口耳相传的经验生活。因而，与传统村落中的乡民相比，城邑文化更富于创造力。但是，传统村落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它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文化中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形态。

　　尽管如此，学界似乎更多地集中关注以城邑为中心的精英文化，忽视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借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观点，很显然，传统村落文化是“小传统”，它不如城市文化那种“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大传统”深刻，但哺育了数千年以来为数很大的群体，以一种独有的“活态”的方式一直延续了下来。可见，这种“小传统”的村落文化和“大传统”精英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上看，缺乏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重视传统村落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

　　村落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之一，是先民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累积各种经验而形成的一个多元的文化复合体。传统村落文化不仅传承了数千年，而且遍布大江南北，的确是一部“大书”，涉及历史、宗教、宗族、经济、方言、文学、建筑、考古、文物、习俗等几乎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文化。

　　长期以来，传统村落文化研究缺乏学科意识，成为各个学科抢占“地盘”的场域。许多本属于传统村落的文化现象被其他学科从各自不同角度予以研究。比如，传统村落中的宗祠庙宇，为民族学、建筑学等学者所关注；婚姻方面的风俗，被民俗学、社会学着重研究；古老的祭祀、信仰等，又被纳入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研究视野；传统村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大量的文物发掘吸引了考古学的参与；传统村落文化的悠久历史，更是历史学历来着重关注的对象。众多学科的关注并运用各学科专业知识和方法开展研究，的确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就。例如，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集中关注村落的形成，追溯村落的起源，试图构拟村落的历史；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试图描述传统村落社会的生活图景；等等。不过，相对于传统村落文化而言，这些研究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村落本身是一个特定范围的社会单元，乡民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文化。这些文化是一个整体性很强的复合型文化，即传统村落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复合体，各种文化本身完好地融入一个完整的传统村落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是不完整的。因而，研究传统村落文化，无论从建筑学、考古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哪个方面入手，都只是涉及了传统村落文化中的一个方面或若干方面，而不能代表传统村落文化的全部。传统村落文化不属于现有的任何学科范畴，因而，重视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尤其应重视传统村落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也只有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学术体系，传统村落文化才能不被肢解并进入独立发展的阶段。

　　研究传统村落文化呼吁复合型人才

　　传统村落文化作为一个复合型的文化体系，针对它的研究需要复合型人才。这种复合型人才，不但要知晓而且还需打破诸如历史、宗教、经济、建筑等学科的界限，能够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传统村落文化不像精英文化那样被保存在典籍里，它是一种“活态”文化，是乡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是乡民代代相传的生活文化。这种生活文化口耳相传，没有文字记载，就需要研究者亲自深入村落，对村落进行全方位的生活体验与调研。要研究好传统村落文化，还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村落或某一个地区的村落。各地的村落环境不同，风俗各异，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它们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发现。当然，传统村落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人文世界是具有一致的共相的，社会人类学就是要把人文世界从对个别的观察里把共相说出来。”所以，研究传统村落文化，我们应该揭示出传统村落文化的“共相”，即普遍规律与内在特征，并在揭示规律的同时，重视它们各自的特征。

　　综上所述，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者而言，不仅要具备较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必须深入村落，身体力行地参与体味村落的生活与调研；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深入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核和个性特征。

　　总之，如果说传统村落是外构，那么传统村落文化就是内核和灵魂。要保护传统村落文化，就应当重视传统村落文化的学术研究，重视传统村落文化学术体系的构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核和规律，才能更合理地保护好传统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