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贵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土司遗产作为2015年申报项目，获得了通过。在国家文物局新设的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共有45个项目，唐崖土司城遗址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与魅力，能够代表成功申遗？

唐崖土司城遗址

唐崖土司城遗址上留存的珍贵牌坊——荆南雄镇（冉建武摄）

　　省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咸丰县副县长陈飞介绍，唐崖土司城遗址独特的自然选择、内外有别的规划体系，汇集了山地城市、家族墓地等多种社会生活载体，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的结晶，山居社会形态与皇权思想相结合，突出反映了以土家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共存、碰撞，并最终相互融合的具有南方山区特色的中华文化交流过程，具有全球范围的突出价值，符合世界文化遗产要求的“原真性、完整性、唯一性”的要求。2012年3月，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到唐崖土司城遗址考察时，曾赞美其为“小故宫”。

      唐崖土司城遗址是明代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

　　史料记载，明朝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发动叛乱，先后攻占重庆、遵义等地，建国号“大梁”，并一度包围成都。后来，在巡抚朱燮元的组织下，历时两年多，这场战乱被平定。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奢崇明在“永宁之战”中兵败被杀。在平定奢崇明叛乱的过程中，朝廷大量招用西南土司部队，唐崖长官覃鼎参与平叛。

　　上世纪80年代，遗址内出土的“永宁卫千户所百户印”就是重要的战利品。明朝廷为表彰覃鼎，将其升为宣抚使，还为其敕建了“荆南雄镇”牌坊，同意其建立治所“大坊平西将军帅府”。

　  唐崖土司城遗址是山地城市的佳作和典范

　　在城市区位选择上，唐崖土司城遗址重视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和谐共生，整座城池背山面水，与自然环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景色优美。在防御体系上，土司城充分利用了周边的山形水势，以正面的唐崖河、北面的碗厂沟、南面的贾家沟为防御主体，辅以人工建造的城墙，构成了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

　　城池构造上，按照中原建城体制，一般的城市“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但唐崖土司城与此完全不同，城墙与道路均随形就势，体现了“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道教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城内现存的遗迹看，无论是铺设道路所用的石板，还是砌筑城墙所用的石块，都是就地取材，在采石场可以看到当年采石的痕迹。

       唐崖土司城遗址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

　　在我国古代，城市大都坐北朝南，衙署等主要权力机关也都坐北朝南。然而，唐崖土司城在选址上，由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整座城池和衙署坐西朝东。但为了追求区位上的尊崇地位，却将城的“靠山”命名为象征北方的“玄武山”，这种追求精神层面的城市坐向，在我国城市发展中是孤例。

　　在城市规划布局中，唐崖土司城不仅功能完备，布局合理，还大量吸收中原城市的特点，将官署区设置在城池中心，整座城池的功能区以其为基础在周边布置，体现了“皇权中轴”和“筑城以卫君”的思想。在城池空间格局营造上，按照土家人“重死乐生”的传统观念，将生和死两个空间都布置在一个区域，这在甚至世界现有的历史文化城市中都是罕见的。

　　在唐崖土司城遗址现有地面遗存中，无论是土司皇坟的四抹头隔扇，还是出土的柱础，都是典型的明代官式做法，但其半地穴式的墓葬形制却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张王庙的石人造像虽身着明代铠甲，石人却是标准的土家人。城内的石牌坊造型则是明代平原地区的做法，装饰中却既有汉文化的“渔樵耕读”，也有反映土司生活的“土司出行”，牌坊上的其他象形图案，都为其他区域所罕见。

衙署遗址全景

唐崖土司城遗址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