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乌丙安等“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发起者13年后再聚后沟 白旭旻 摄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站在时光隧道里，回到世纪初。

　　十几年前，我还在自己生命的50年代。当我走进这个小小的依水环山、人文深厚、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便深深地爱上这里。这个深藏在黄土高原皱褶里的小山村，不声不响地经历了600年以上的岁月，不经意地成为了农耕历史和人文的经典。

　　于是，我们民协决定把即将举行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采样考察放在这里；将那年在北师大一次会议上，由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近百位学者签名的关于抢救民间文化的“紧急声明”，从这里付诸实现。最初来到这里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在今天到会的代表中——有乌丙安、向云驹、潘鲁生、乔晓光、樊宇、李玉祥等。至今我们每个人都会清晰记得那次考察的经历；当时的惊讶、兴奋、激动，种种动人的细节，还有有声有色的故事。这个小小的五脏俱全的村落文化几乎应有尽有。我们以这次考察资料为基础，写出了抢救工程的《普查手册》；这本小书十多年来一直被我们使用着，成为我们进行旨在“盘清文化家底”的全国性田野普查的科学工具。

　　后沟村一开始就帮助了我们。

　　这里也是我们的一个起跑点。

　　人生也好，事业也好，有无数次的起跑。这次起跑是非凡的。它是文化界一次集体的自发的起跑，为抢救自己濒危的文化遗产而发起的一次义不容辞的集体行动。近百年来，这种集体的文化行动有两次。一次是1900年首都文化界知识分子为保卫敦煌藏经洞宝藏而发起的可歌可泣的集体抢救行动。另一次是2000年社会转型期间，农耕文明受到空前冲击时，有历史责任和文化眼光的知识分子及时向自己母体的和根性的文化伸出援手。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特定的时代使命。我们与上一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到了我们这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民间文化有了遗产的性质。性质变了，我们就要重新认识它。因此，我们必需启动民间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这次普查历时十余年，参加者数以万计。这在文化史上是空前的。这一行动的意义已超出遗产抢救的本身，一方面，它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成为国家的文化方略；另一方面，它得到公众的理解与呼应，唤起了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在今天文明的传承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们坚信，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

　　十余年来，我们无论身在何方，手做何事，都不曾忘却对后沟村的一份思念。事物的原点总是最具魅力的。我们渐渐感到——后沟村像自己的一个故乡。我们总想“回去看看”。去年编制传统村落图文档案的样本时，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把后沟村列入，并严格地为后沟村制作了一份档案。我们对后沟村也有一份乡愁，一种文化的乡愁，文化人集体的文化乡愁。它寄托着我们一种集体的真挚的文化情怀与眷恋。文化人之本，一方面是文化的真知，一方面是这种对文化的爱恋。

　　今天我们回到后沟村，不只是感物伤时，不只是怀念难忘的迷人的风物，更是为了重寻自己留在这原点中的足迹，重寻与重温昨日的激情。我们怀念往日的激情，怀念那个困难重重的时代身心犹然发烫的感觉。我们怕丢掉昨天的自己，那种对文化的赤诚，那种身上的正能量。因为我们的道路永远像一篇长长的写不完的文章，只有逗号，没有句号。

　　当然，作为时代性的文化大普查已经基本结束，民间文化家底已经心中有数。但是科学的文化保护工作却刚刚开始。遗产所面临的永远是挑战。而我等一辈已经进入了生命的六、七十年代，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的身影与面孔，他们也像我们当年的伙伴们那样——全身心地奉献，自觉地担当。

　　会前，罗杨叫我为村里的戏台写一副对子。不知为什么碰到后沟村就特别有灵感，情不自禁冒出《红楼梦》中宝玉和宝钗那玉佩和金锁上的两句话，每句各改二字，正好适合，而且再恰当不过。上联是“不离不弃，文明（原文是芳龄）永继”，下联是“莫失莫忘，古村（仙寿）恒昌”。意思是：不要离开不要抛弃，永远继承我们的文明；莫要失去莫要遗忘，叫我们的古村落永远昌盛。

　　我以此表达我切切的心意。

　　（此文系作者6月3日在山西榆次后沟村举行的“文化先觉的脚步——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