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非遗保护走过了10多年辉煌历程，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内的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非遗保护传承的框架体系。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入推进，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保护体制机制存在先天性缺陷，难以释放更大潜能；美育教化作用弱化，没有显示更深层更广泛的文化价值，等等。扎实做好非遗保护传承的下半篇文章，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应以发展的眼光全链条审视，以改革的思维整体统筹，构建基础扎实、布局均衡、结构优化、内涵丰富的非遗保护传承新格局。

　　让非遗成为精神产品的源头索引

　　非遗根植于传统文化沃土，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部文学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岩画、陶器、商周青铜器、秦砖汉瓦、魏晋石刻、宋代瓷器、明清家具、织染绣品，一部工艺美术史就是形象的演变史；红山玉器、敦煌壁画、书法、昆曲、古琴、绘画，一部缤纷的文化图录汇聚成民族文明的历史画卷。非遗内容的丰富精深，为我们创造当代精神产品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加强对非遗本体的挖掘和阐释，避免传承流于形式、徒有其表。已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精神技艺类民间文学、民俗、传统戏剧和曲艺等项目总计603项，代表性传承人总计901人，约占比例近半数。这些琳琅满目的非遗项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艺术品位和审美风尚，对当下的文化创造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在以往整理保护的基础上，要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解读和传播，阐释其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这是激活传统、传承创新、服务当下和国际传播的基础性工作。高度重视传承体系构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完善省、市、县、乡、村五级工作体系，坚持活态传承，集中精力打造精品。拓展生产性保护的内涵，用生产性保护的路径拯救民俗、传统戏剧和曲艺等精神技艺类非遗项目。

　　以经典非遗项目为抓手，深入挖掘创造，加大传播力度。以史诗为例，先后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三大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举世闻名。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三大史诗审美光辉与道德光辉同在，承载着厚重的精神文化内涵。特别是民族地区非遗，担负着弘扬核心价值观、传承优秀文化和增进团结的重任，需要我们集中精力，聚焦传统文化写意、简约、内敛的精神特质，突出时代性、民族性和教化功能，兼顾民间性、趣味性和生活性，不割裂长期以来与观众磨合形成的审美习惯和默契，体现对民族文化特征和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抓好非遗经典项目的二次创作和传播，使传统文化得到丰富的解读和多样的再创造。

　　让非遗融入与时俱进的文化建构

　　非遗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记忆载体、文化多样性的鲜活样本，更是当代生活的底蕴和滋养，是文化产业取之不尽的创意资源宝库。非遗的保护传承，不仅是面向传统的挖掘、整理和学习，更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建构。我们要充分利用丰富深厚的非遗资源，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融入生活，服务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负起文化建设和价值引领的重任。

　　充分挖掘非遗的传统文化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概括和充分体现了当代发展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构筑全体人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与基础。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大量优秀精神质素，如“和为贵”“天人合一”“尽善尽美”“政通人和”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有助于形成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实现非遗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合，需要文化、教育和传播工作者深入挖掘，创新方式，生动表达。

　　夯实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基础。一方面适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要求，对框架内机制性制度安排适度调整，真正体现文化多样性；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引导，对非遗传承人实行分类特色培训，提升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意识、创新能力。同时要细化现行传承模式分类，区分个体、团体和群体传承，公平合理分配资源，尝试对现行补贴制度适度调整，补贴标准差别对待，有限资金适度向边疆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和传承困难的项目倾斜，确保权责统一，框架内基本公平、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要尊重非遗项目的活态流变特性，按照艺术学和学科学的体系分类对非遗项目进行梳理，花大力气对已公布的前四批国家级项目进行整理，按照遗产自身固有规律和传承规律设置名录，突出活态传承特性，审慎淘汰失去生存依据的项目转存博物馆，集中力量对具有文化特质和生命力的非遗项目实现持续性保护。让名录设置更加科学，项目分类更加合理，保护方法更加有效，行政管理更有针对性。

　　更加重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引领作用。自2007年至今，我国已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以非遗集聚为特征，适应非遗的活态流变特性，满足非遗对生态和环境的高度依附，对特色鲜明的文化形态和空间进行整体性保护。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留住传承载体，以当地政府为依靠，把文化事项列入政府议事日程，非遗保护规划列入当地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二是留住原住民，改善传承环境和空间。城镇化进程中，要特别关注与农耕文明相关、以古村落为载体的精神技艺类非遗的抢救性保护，保持每一个项目、每一个村落独有的精、气、神。三是加强道德引领。依托乡村的教化体系，恢复并强化乡村道德和自治秩序。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将成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样板，实现转型升级的表率。

　　大力推动非遗融入现代教育体系。非遗保护传承的关键在人，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国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教育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令人欣喜的是，多年来，京剧进校园、昆曲进校园等活动收到了实效。不久前，北京市宣布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政策中，将非遗和传统文化特长纳入特长生招生范围。同时，以戏曲学院为代表的多所高等院校也通过对京剧等专业免学费的政策引导考生报考，这都是从根本上巩固非遗保护的扎实举措。与此同时，一些职业院校也将非遗和传统文化纳入基本教材。通过贯通现有教育体系，发挥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各自优势，非遗与现代教育融合的新模式将会逐渐成形，为非遗的发扬光大带来生生不息的活力。还要发挥非遗整体效应，利用好现有文化平台，实现非遗的社会教育和社会推广。充分发挥博物馆、图书馆、群艺馆、美术馆和非遗设施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突出与农耕文明相关的非遗类项目的抢救性保护，以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为抓手，抓住重要节日等关键时点，让文化活动好戏连台，把非遗保护融入新型城镇化、农村面貌提升和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之中。

　　让非遗释放其物质载体的更大效能

　　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物质的形态呈现并被人们所感知和流传。我们应当用好物质载体这一抓手，使非遗获得广泛深入的传播，同时，通过对非遗衍生品的跟踪、监测和调控，建立量化的评估体系，使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科学化、系统化。传统手工技艺作为文化积淀和智慧结晶，集使用价值、文化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于一身。近年来，一些适合生产性保护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中医药炮制和饮食文化类非遗项目活跃在大众视野，走进现实生活，以其丰富多样的门类、风格、形式，丰富着我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皮枕成为饰品、大漆设计为手包、陶器制成酒具……旧与新结合、传统与前沿融合，传统技艺不再门庭冷落，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成果，获得人们的青睐。

　　通过非遗衍生品的开发利用，完成非遗活态传承的有效循环，满足人们对传统与时尚相融生活的新期待。核心元素的引申利用，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酿酒制茶、针织刺绣、说书唱曲、歌舞戏曲……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一代代人的勤劳、智慧和经验长久积淀，以非遗形态传之后世，它们源于生活、归于生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更具有天然的文化经济属性。非遗依托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发挥非遗项目集聚的优势，使文化旅游与非遗传承保护相互推动，相得益彰；创意设计扎根非遗丰厚文化沃土，准确传达民族文化风韵，既展示物质生产的高超技艺，又体现精神生产的奇思妙想。特别是生产性保护因融合了传统技艺精髓和工业化的优势，克服了粗制滥造的弊病，孕育出符合当下审美趣味的高品质衍生品。此外，还应着眼打造全链条非遗传承的良好社会生态。近年来我们通过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研究基地引导的方式，对适宜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实现了立体化保护，形成了非遗保护的经验。

　　重视并发挥非遗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作用。曾几何时，我们钟情于机器大生产的标准化、同质化产品；曾几何时，我们把传统非遗当成土气和落后的文化糟粕。可喜的是，当今人越来越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贵，传统药膳开始火热，原生态音乐引起关注，中式礼服让世界惊艳……人的生活世界正在悄然发生着一场承续优秀民族文化的“二次革命”。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人们更加意识到传统技艺、民族审美无与伦比的价值。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如何增加制造的智慧含量、蕴藉更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显得尤为重要，用好我们的非遗财富，通过非遗的物质载体以及注入非遗精髓的物质产品，实现由“制造”向“创造”的跨越，向世界传达人的审美创造和文化观念，可以说，非遗潜力巨大。在此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传统艺术的优势，推出一批引领风尚的艺术精品和领军人物，铸就我们的文化品牌，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以在世界文化风云激荡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