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岭南宗族就一直受到学界重视，海内外学者写下了众多有相当影响的著作，我们也因此得到了许多有关岭南宗族乃至宗族结构与功能的学理认识。但是，当我们走进岭南古村落，漫步在村巷古宅之间，我们似乎才触摸到岭南乡村生活的脉动，感知到岭南乡族社会的集体行动逻辑。

古村落信仰与村落宗族共同体

讲究村落风水似乎是岭南古村落的共同特征，无论是广府人，还是客家人，或是潮汕人，当地人一提及他们的古村落，就会介绍古村落的风水形胜。在岭南古村落建筑布局中，有的呈回字形的五行风水格局，有的则是以“太极两仪”为中心的八卦风水格局，岭南古村落中的古榕、池塘等景致原来就是村落风水布局中极重要的风水树和风水塘，以风水来避凶趋吉，风水构成了古村落建筑布局的基本规则。风水信仰是岭南人关于天、地、人关系的一种认识，在风水信仰中，天、地、人在村落中配合在一起，特定的风水与特定的人群及姓族相配合，风水关系到村落的共同命运，村落宗族因此成为命运共同体。

岭南的古村落“以祠为宗”

宗族祠堂无疑是岭南古村落的中心，是岭南村落居民的精神圣地，祖先是村落与族人一体性的来源，也是村落与族人的保护神，族人以祖先为中心构成了宗族血脉的一体。在祖先崇拜文化下，宗族血脉的一体性构成了村落共同体的纽带。

氏族、宗族、家族的不同构造与行动逻辑。在岭南古村落中，虽然每个宗族都强调同宗共祖的宗族血脉关系，但是不同族群的村落宗族仍有不同特点的宗族文化，有着不同的亲属社会构造和不同的集体行动逻辑。氏族关系就是强调祖源的共同性、族类关系的可嵌入性，反映在古村落的宗族文化方面，古村落的宗族认同已经远远超越了村落范围，甚至包括了以南雄珠玑巷为发祥地的珠三角同宗族人。在珠三角地区，族群认同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联系纽带之一，同一族群的异姓关系也可结成亲密关系，古村落中的不同姓氏往往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多姓聚居的村落格局。村落秩序以及生活方式以年龄群为主要形式。“型仁讲让，敬老尊贤”是珠三角古村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合作的集体行动逻辑，珠三角古村落文化中视“离群”为不祥、“埋群”（合作）为共识。

潮汕地区和客家地区的古村落往往是祖先崇拜和多神崇拜并存，通过祖先和神明的崇拜神事活动将村民联系在一起，营造一种社会治理的结构。而在神缘和亲缘的治理结构中，又特别强调祖先和神明的权威性，他们树立祖先和神明“官”的权威，实际上也就是树立祖先和神明崇拜的种种禁忌习惯的权威，以此在习惯中形成秩序。

乡族自治：官民合作，神亲结合

在岭南地区，社会组织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乡”与“他乡”的区别，乡与村在某种意义上是重合的，但又是有区别的，乡是行政划分的标志，是数个以姓族聚居点相区隔、但又紧密联系的村的联合；而族往往是地方或区域共祖及虚拟共祖的血缘关系认同，一个族往往有数个或数十个村落。乡族构造了岭南传统社会的自治框架。

在乡族自治中，族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单位。在王朝国家时代，随着王朝政府的“粮户归宗”制度安排，宗族祠堂履行代收国家赋税的功能，各大族往往把完纳税粮列入宗规家法，宗族设立粮长或粮务值理，用宗族的力量强制族人完纳，同时成立“粮务会”等以应付税粮交纳。宗族成为官民合作的组织，古村落中的宗族祠堂构成了乡族自治的核心所在。

而神庙也成为传统岭南乡村社会治理的又一核心。通过神明崇拜，古村落中的不同姓族结成同乡的神缘关系，古村落中的许多神庙成为乡民神事活动以及公共事务活动的中心，具有乡村自治的性质，不同家庭、不同家族、不同姓族甚至不同村落通过拜神活动形成了神缘关系，以神明凝聚人心，展开乡族合作，同时又以神明禁忌维持社会秩序。岭南古村落中规模盛大的游神活动，其实就是展示乡族的共同性与神明禁忌习惯的权威性，成为乡族合作和维护乡村秩序的基础。

可以说，传统岭南乡村自治是通过民俗活动得以构造的。岭南古村落的民俗活动至今犹在，尽管这些活动充满了多神崇拜、风水信仰以及祖先崇拜的色彩，但也渗透着契约规则、合作共赢的商业精神，是我们理解岭南乡族自治的基础，也是构造今天岭南乡村治理框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