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城里人眼中,农村承载着他们童年的回忆,是诗意的；而在农村人眼中,他们向往城市里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认为故乡是落后的。”全国政协委员、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多年来一直为保护古村落呼吁奔走。他说,在古村落的保护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这个绕不开的“矛盾”。

　　冯骥才去年在为古村落“建档案”过程中,发现政府为传统古村落拨付的300万元保护经费被当地用来修了路。“我不是要简单地批评当地政府的‘挪用’专门保护经费的作法,而是要从中思考:我们如今保护传统村落的作法是否与当地经济发展、农民需求结合起来了,我们想要的是否是他们想要的。”

　　“农村基础设施欠缺,而文化的传承需要经济基础。很多农民享受不到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充满反感,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就是个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也认为,传统村落保护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比如农村的老宅子,外观上修旧如旧,但是室内应该有现代化的设施,管道网络都要通上去。

　　保护传统村落,当地村民的参与不可缺少。潘鲁生说,现在谈到保护传统村落,政府有举措有资金、专家参与调研设计、当地村干部也逐渐有了保护意识,各界都在出力,但我们往往忽视了最重要的那个群体——村民。“要让村民成为保护古村落的第一责任人、最大受益者。如果政府划拨的保护经费落实不到村民手里,只是单纯地修复外观,保护古村落永远无法落到实处。”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在调研时发现,传统古村落的保护,政府、专家哪怕呼吁再多,村里一家人娶媳妇翻盖了房子,一座有历史价值的老宅子就消失了。一座一座翻盖下去,没多少年,一个古村落就会消失。“古村落一旦消失,就是不可逆的,再盖起来就是假建筑。”

　　“我到福建某地去,当地官员介绍,这个古村落投资几个亿,规模庞大,但我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筑、现代款式的红木家具。”全国政协委员、文联副主席徐沛东说,这样的古村落保护,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沦为圈地工具。

　　“保护古村落的钱到了官员手里,就成了政绩；到了开发商手里,就成了资源；到了专家手里,就成了研究成果。”冯骥才十分痛心,如果保护古村落者这项工作让农民觉得他们与此无关,古村落保护就没有价值。

　　冯骥才和潘鲁生都建议:古村落的保护应该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纳入立法日程,出台相关保护条例；在条例中明确村民作为受益者和第一责任人的条款,比如建筑外观保存较好的村落,将一定比例的保护经费拨予农民作为奖励。潘鲁生还认为,农村手艺的传承也应该得到重视,在古村落修复中少用工业化的手法,而是要培养农村匠作手艺。“比如山东荣成的海草房,具有很大的保护价值,这项手艺现在面临失传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