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文化是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骆沙鸣表示，当前大陆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存在着重开发轻保护、缺乏有效监管体系和手段；重乡土建筑和历史景观、轻村落精神文化内涵；重新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轻传统村落保护；被动抢救性保护多、主动规划性保护少；“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屡见不鲜等不良现象。

　　尽管大陆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但骆沙鸣认为，大陆传统村落保护的政策法规不健全、政策措施不配套、管理体制不完善；保护资金匮乏、能工巧匠缺乏；产权分散、产权不清、“多头管理”等问题依然突出，“现有的制度保障仍有待细化和强化。”

　　“台湾的社区营造无论是对乡村综合价值的认识，还是乡村发展的主体力量与社会各方参与，都为大陆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经验。”骆沙鸣说，台湾社区营造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注意避免单纯由政府自上而下、指定保护式的霸权模式，而是逐步倡导“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我发展思路，并通过“情、理、利”三方面机制，培育乡村社区自发和民间团体主导的模式，保障乡村社区民众的基本权益，提高地方和社区保护的积极性，“台湾这些经验都值得大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