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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推介
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举办日期:2013年6月17日

摘 要: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关注古村落与古镇的社会性热潮。在指出了古村镇热潮的全球化、都市化发展之大背景的同时,分析了古村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得以“再发现”的意义,以及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古村镇的热潮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动向,反映了都市居民对于“乡土中国”的眷恋,意味着现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传统”的某种回归,以及对于文化“故乡”的重新认同。此外,还对古村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以及在旅游开发条件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了古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可能会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关键词:当代中国;都市化;古村镇;再发现;文化自觉

  作者:周星,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日本爱知 441-8522

在经历了长达30年之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代中国,各种新的社会与文化动向非常活跃而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动向既是已有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在当代中国社会逐渐积累起来的结果,同时,也在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新发展与变迁的方向性。近年来出现的关注古村落与古镇(以下简称“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正是上述无数社会与文化新动向中的一种。本文拟对古村镇热潮的大背景亦即都市化的发展,对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得以被“再发现”的意义,对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等问题予以初步的述评。同时,还将对古村镇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运动及旅游开发条件下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古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正在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一、都市化与古村镇的“再发现”

  中国学术界对村落或乡镇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方面是以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研究最为著名和最具影响力。学者们关注村落或乡镇,主要是因为村落或乡镇一向被视为中国社会之基层社区的典型单元,因而对村落或乡镇进行深入探究,自然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或文化之最基础的部分进行解析。“乡土中国”的基层社区单位便是聚族而居的村落[1]。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村落共同体”便往往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者们最重要的观察对象[2] [3]。

      尽管新兴的古村镇“热”未必和上述学术界的关注有多么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学术界持续性地调查与研究确实对这股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先是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进而在全国各地均普遍地兴起了关注古镇和古村落的社会性热潮。古村落与古镇的价值与魅力,事实上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被全社会“重新发现”的过程。 
  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和所谓“文化人”的“寻根”与“采风”实践、乡土建筑传统的价值逐渐地得到重新的评估、草根或民间民俗文化的陆续回潮与复活、与古村镇有关的书籍画册或出版物的不断涌现[4] [5]、各类大众媒体(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持续不断地聚焦古村镇、地方乡土的或古村镇的风情纪录片的广泛流行、各级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区”和“历史文化名村(镇)”的命名和认定、全社会崇尚怀旧的思潮与乡愁情绪的蔓延、古村落与古镇“自助游”的异军突起(最近,更有大量图文并茂的自助游手册或指南之类陆续问世)、新兴的城郊型“农家乐”与“田园行”观光模式的出现,特别是还有近年来全国上下正在大力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运动等等,所有这些动向都和本文所谓古村镇的“再发现”密切相关,说明有关古村镇的热潮确乎已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醒目、不容忽视的文化发展趋势。但由于它的深刻影响远远地超越了学术界的边际,目前,我们尚很难以给它一个简单、明晰的定义。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否定“传统文化”、把它看作是“现代化”的阻碍、因此视其为革命之对象的话语体系。甚至“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看作是这类以“传统”为革除对象的最为激进的又一轮社会实践。这个话语体系的影响非常深远,至今余脉不断,如把以村落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它是“沉重的”、“封闭的”和“狭隘的”,因而也是需要“变革”的[6]。但是,那些曾经给人以“封建”、“落后”的印象,甚或作为“负面”价值的物质载体而成为“破四旧、立四新”之革命对象的古村镇及其民间的各种乡土文化,如今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甚一日地变成了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变成了抢救和保护的对象,变成了可供开发的资源、可供欣赏的景观和需要予以发扬光大的传统,其间的转变即便说是天翻地覆也不为过。

  对于全国范围的古村镇“热”背后所涌动的多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动向,我们还很难一下子就作出详细的描述和精当的分析,但无疑,它确实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有日、人民生活实现温饱和初步富足、人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7],市民社会的闲暇生活方式逐渐确立[8]、全体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空前高涨、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等一系列大的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围绕着古村镇“热”的社会动向与文化趋势,基本上可以用费孝通教授所提示的“文化自觉”来概括[9]。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对于古村镇之价值和魅力的全民性的“再发现”,同时也可被看作是一个全民、全社会逐渐实践“文化自觉”之伟大过程的重要侧面之一。“文化自觉”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拥有“自知之明”,明白和了解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未来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并不带有任何“复古”之意,所谓“自知之明”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以便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自己文化的自主地位[10]。由于古村镇的“再发现”意味着中国社会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根”即以村落、村镇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重新认识,因此,从“文化自觉”的角度去理解颇为合适。

  古村镇常被人们视为一种新兴的观光旅游“目的地”,这其中伴随着观光与旅游开发等表面性、功利性以及经济性的动机。诸如“民族风情旅游村”、“民俗文化村寨”、“民俗旅游村”[11]、“历史文化名镇(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等,各种各样以古村镇为基本资源、同时也以古村镇为目的地的旅游开发项目正层出不穷,它们确实为全社会关注古村镇的“热”潮增添了很多动机和动力。我们可以从古村镇旅游的大规模开发热潮中,窥得当代中国因为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新的文化动态。古村镇所在的基层地方政府,往往也把古村镇的开发看作是提升地方知名度,增强地方竞争力,型塑、建构甚或突出地强调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路径。根据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提供的最新调查数据,截至2007年11月,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亿元的行政村已超过8000个,在这些“亿元村”中,除了各具特色的种养业、生态村建设、农工商企业集团、城郊型经济等之外,“古村文化开发”也被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此处所谓古村镇的文化开发,最为常见的路径不外乎是发展古村镇的旅游及相关服务性产业。显然,如果把旅游观光看作市民闲暇时间增加之后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消费,那么,古村镇很自然地就成为了此种文化消费的对象。

  在中国,近些年来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以及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急速和大面积的普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眼下仍有户籍制度、收入差距等城乡之间的壁垒存在,但在国家的都市化进程中,很多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至少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走向了式微。乡镇企业的大规模成长、小城镇建设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全面开花[12],加上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已经和正在使全国各地的村落、乡镇的村容镇貌日甚一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3]。例如,著名的华西村、向阳村、江村都可被看作是村落传统风貌已不复存在的“现代化”了的例子。那个曾经反映了中国社会之基本结构的乡土社会已初步趋于解体,它渐行渐远地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以“除旧布新”为基调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那些尚存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痕迹,生活节奏从外部世界看来依旧悠然舒缓的古村镇,一方面是迅速地解体、凋敝和消失,日渐变得稀缺;另一方面,其价值也开始逐渐地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古村镇曾经负载或内涵的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自然分工、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其深植于中国农耕文明土壤的儒教式(农商、儒商、儒农)“耕读”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理念、天人和谐的人居空间与文化景观[14]、恬淡而平和的民居乡情和生活态度、与风水美学密切相关的田园环境和乡村生活形态等,几乎被中国人淡忘殆尽的文化及其氛围和记忆最终是在中国社会日益走向都市化这一大趋势的背景下,不断地被“重新”发现和确认,并不断地得到了各阶层有识之士与广大民众的认同。有趣的是,此类“发现”常常需要来自慧眼识珠的“外人”视角的刺激,远的如美国学者洛克对丽江的发现,德国建筑学家布鲁诺・塔伍特对日本“合掌式民居”的发现等,近的如画家陈逸飞对周庄之“美”的发现,日本建筑学家青木正夫对陕西党家村民居“瑰宝”的发现,以及湖南省文物局的“湖湘发现之旅”调查组不久前对省内新田县谈文溪村和龙秀村等古村落的发现等[15] [16]。眼下,此类发现或再发现,似乎仍在中国各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和深化之中。

  古村镇价值的“再发现”,从根本上重塑了民众以村落及乡镇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正面形象。古村镇的魅力、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夕阳西下却又无限美好的乡土文化及其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就日渐深受人们的流连与眷恋,并日益被视为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故土”或其流脉连绵的源泉,进而成为依托历史文化传统、建设新的国民文化的基础性的依据。特别是在丽江(大研镇)、平遥等古城(镇)和宏村、西递等古村落先后经国家申报被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古村镇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世俗的意义上,古村镇目前确实是正在日渐成为观光客的文化消费对象,成为古村镇所在地方政府的“摇钱树”,成为都市市民或准市民们缓解社会竞争压力、排遣焦虑心绪、获得精神慰籍、发思古之幽情、转换生活节奏和“充电”“加油”的一种文化设施或社会装置。但在另一方面,在“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古村镇既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和基因库,也是乡土社会之历史记忆的载体,同时,它们还是“传统”与“历史”有可能得以再生、再现与再体验的场所或空间。

二、新农村建设与古村镇保护

  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而新一轮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便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和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事业,与此同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及一些地方政府共同为保护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及不久前刚被认定的“历史文化名村(镇)”,发布了很多相关的法规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关注和“重新”发现古村镇的社会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有国家行政的介入与推动,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体现了经济建设、现代化发展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联。截至目前,业经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先后于2003年和2005年公布的两批计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都是得到国家确认的;至于各级地方政府公布和列入其保护名录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也还有很多[17]。应该说,它们都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在认定历史文化名村(镇)时,设定了一些基本的条件。能够被国家认定为“历史文化名村(镇)”的古村镇,通常均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历史文物古迹或传统文化,往往可以较为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有的还保存有民国或以前时代建造的成片的传统建筑群,并且整个社区的基本风貌也保存完好,被认为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

  那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对推动全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全国或某个区域内有重要影响的;作为水陆路交通枢纽,并曾是闻名的客流、货流、物流的集散地的;历史上曾有过重大的建设工程,对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或改善生态环境有重大效益,且其效益延续至今的;还有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曾经作为革命政权驻在地的;在历史上曾有过抗击外来侵略或经历过改变战局之重大战役,或曾作为战役指挥机关之驻在地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选址与规划布局的经典理论,或反映了中国经典的营造法式和精湛的建造技艺,或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某一地区的特色风情及民族特色的传统建筑技术的古镇、古村,就可获得认定。显然,“历史”是古村镇得以成立的基本依据,目前江南各省市获得认定的那些历史文化名村或名镇,确实也大都拥有绵长深厚的历史沉积和背景[18]。

  但本文所谓“古村落”,除上述被国家认定的“历史文化名村(镇)”之外,还可泛指那些为数众多,虽尚未被政府认定,却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上述那样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村落与乡镇。笔者认为,所谓历史与文化的价值不应仅限于它们之对于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更重要的还应表现为对于居住在古村镇里的社群居民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古村镇除了它对于某一时期、某一族群或国家、地域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风貌所具备的代表性意义之外,还有另外一层,亦即它对于该村镇居民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例如,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八卦村,它于1992年被列为兰溪市的“历史文化名村”,1996年作为全国首个古村落整体保护的特例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而还被媒体评论成“中国十大古村”之一。应该说,村民们(自称诸葛孔明后裔)对自己村落历史的珍视,他们从“自发”逐渐到“自觉”地保护自己古村落的实践,当然还有地方政府的鼓励、重视和认定以及媒体的造势和渲染,这些都是促使该村落日渐著名,并最终被政府所认定的原因。同在兰溪市的姚村,它虽然不及诸葛八卦村那么有名,也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程序,外界似乎也并不怎么知道它,但在笔者看来,姚村依然可以说是一个古村落,因为姚村也在不同程度上,符合或者接近于符合上述那些历史与文化价值之条件中的一部分;同时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姚村还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文字、符号和物态象征的民俗意义的世界[19]。

  有关“历史文化名村(镇)”的界定,目前较多关注了其物化形态亦即有形的侧面,诸如建筑群、纪念物、文物古迹等,可是对于古村镇或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所负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即其文化景观、民风习惯、传统节庆仪式、表演艺术、口承文化等则较少关注[20]。古村镇在“修旧如初(新)”等硬件方面的改造,大都是为了重新构筑比较符合中国文化理想的宜居空间;但在“软件”方面,比起那些可以直接放进博物馆里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民俗文化、人文景观和地方风情之类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发掘和保护则要困难得多。2006年2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涉及“历史文化名村(镇)”的要求是,“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谓的“历史文化环境”,多少内涵着“非物质文化”的一些因素,它大体上可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界定的“文化空间”(或译“文化场所”)相当,也与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文化景观”、“历史风貌区”等概念较为相近。

  “文化景观”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或浸润其中的人为创造的景观,它是由多种复杂要素构成的综合性的整体,能够反映出古村镇所在当地人们基本的经济生业、文化和生活的状况。例如,浙江省宁海县的前童古村,1998年被评为浙江的省级旅游镇,1999年成为省政府确认的“历史文化保护区”,2001年再次被浙江省确定为“历史文化名镇”,其作为古村镇的价值被认为是较为完整地延续了古代生活的空间与场景[21]。类似前童古村那样,不少古村镇的文化价值,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于它们以微缩或样本的形态,保存了中国乡土社会生活中具有整体性的空间意象、文化景观、生活世界、宗族文化传承等[22]。在我国南方一些地方,民间向有“三里一路亭,五里一茶亭”的良俗,那些点缀于青山、绿水和田园中、路径畔的路亭、茶亭,自然都是当地古村落景观的重要方面。再比如,北方山西大寨一带的旱地梯田,还有西南哈尼族山区的稻作梯田等,都是属于环绕村落周围的典型的“文化景观”。环绕古村镇的环境不仅是自然的生态环境,它同时也早已是人为的自然,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与人文环境,要想很好地保护古村镇,自然就应同时保护好它周边的文化景观。强调保护“历史文化环境”,也就意味着对“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及古村镇的保护,不仅应重视那些建筑群和文物古迹,还应重视环绕整个古村镇的环境、生态、氛围和景观[23]。我国大多数古村镇的建筑、环境和景观几乎都已经被历史化和人文化了,同时它们也大都进入了“聚落”进化史的“生命晚期”。对此类“文化景观”的保护分外重要,也格外困难。城市的某些历史街区是如此,绝大部分的古村镇也是如此。在小城镇建设和古村镇保护的实践中,孤立和具体的古建筑或物质遗存相对而言较易得到保护,而古村镇整体的风貌和“文化景观”则很容易遭致破坏。如何保护好古村镇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是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运动中很容易被忽视的大问题。

  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把古村落保护也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江西省婺源县,保护古村落和建设新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截至目前,据说该县已有12个古村落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村”,有10个古村落成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其中理坑还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这些不仅是婺源县地方政府引以为自豪的成绩,也实实在在提高了地方的知名度和竞争力。然而,长期以来,全国各地的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等,确实是大面积地出现了主动或被动地拆除、改变旧有风貌和向现代城镇迅速变迁的发展走向。老百姓渴望现代化的生活,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和村镇干部擅长和习惯于“形象”、“政绩”工程,于是,把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仅仅简化为“村容整洁”,由此出现一味求新、进一步大拆大建的倾向并非全无可能。对此,确实是有提高警惕的必要。

  除了那些物化的建筑和遗存,除了环绕古村镇的文化景观,古村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在他们中间传承的生活文化及其各种各样的民俗传统等,甚至可以说是古村镇的价值和魅力中更加应该引起重视的内容。新农村建设运动不仅需要保护古村镇及其“文化景观”,某种程度上,还需关照到古村镇里民俗文化的传承,这是因为民俗文化不仅是古村镇民众的生活方式,它同时也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古村镇乃至地方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三、古村镇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主义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古村镇的理解通常存在着两个基本不同的层面。一是前来参观和旅游的“观光客”视野中的古村镇,另一个便是直接生活于其中的古村镇居民们所体认和感受的古村镇。前者对古村镇的感觉是好奇、怀旧,后者对于古村镇的感觉是亲切,但往往会熟视无睹,甚至很多时候是需要外部视野的刺激,才可以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思。一般而言,前者对于古村镇有很多浪漫的误读与想象,例如,把古村镇看作是“世外桃源”或者是可以“诗意地栖居”的世界,他们羡慕乡民们“全村同在画中居”或“桃花源里人家”的感觉;后者则是更加切实地知晓古村镇所面临的种种现实的困扰和问题。显然,这里的差异不仅涉及到民居使用者与参观者在审美方面的矛盾,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区别。

  前已述及,古村镇以种种不同的路径在当代中国社会被“再发现”出来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亦即在包括古村镇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大格局之中去理解。古村镇之被赋予的诸多价值和魅力,也必须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格局中才能够愈益显得突出。在笔者看来,古村镇和观光客所由来自的外部世界,多少是处于两个极端,或是处于既冲突、对峙,又相互补完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很多场合下,古村镇正是因为其(或被想象成的那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方式的存续,才具备了“现代性”或某些“后现代性”。古村镇里较为缓慢的日常节律和生活文化的逻辑与原理,常常被认为(或误解为)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那压倒一切并导致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原理。简单地说,古村镇是都市人的非日常空间,它被认为具备了来自都市的游客们所愿意探访的非日常性。

  但我们必须指出,古村镇也是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古村镇的“古”,主要是因为它被认为承载着社区、地域、族群甚或国家的部分历史,或是因为它还较多地保存着村落或乡镇社区的历史遗存与口碑记忆;但即便是如此,古村镇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同时就是现代村镇。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乡土建筑专家能够为古村镇及其建筑群罗列出为数众多的优点,可是,实际居住和生活在古村镇里的居民却经常因为交通、采光、照明、卫生(厕所、下水)、隔音、隐私、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的不便而抱怨不已。古村镇的居民,尤其是其年轻的一代,也非常渴望外部世界那样的都市型和现代化的生活,这不仅涉及到物质的层面,自然还包括感性和精神的需求。不断传入的新观念和新的信息、行为及生活方式,自然会逐渐地促使古村镇的面貌悄悄地发生改变,也会不断促使其地域或族群的特色多少会出现淡化或被稀释的趋向。古村镇里居民的生活文化,从来都一直是处于变迁之中,古村镇里的人们也有权利去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

  有一种试图把居民生活连同古村镇一起同时“定格”在“过去”某一瞬间并予以“保护”的观念,但看起来就像是缘木求鱼一样困难。显而易见,古村镇的保护,同样也会面临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过的那个有关“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10]。就是说,古村镇的居民是很难连同那些建筑物一起被“保护”起来的,观光客和外来者大多希望古村镇及其居民维持一种旧时传统的生活文化状态,以便在其中寄托自己怀旧之类的情感或心绪,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尊重当地居民的发展意愿呢?这其间的紧张或不协同的关系确实是时有发生。例如,前来周庄寻找“清静”的游客过多地涌入,使得古镇变成了热闹的大市场,以至于有人不无讽刺地说,这里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游客较少时才觉得像是一个古镇。在云南省丽江的大研镇,为了获得出租铺面房的利益和躲避游客的骚扰,当地居民遂不断外迁,甚至使得古镇出现了“空壳化”和居民“大逃亡”的趋势[24]。再以拥有了各种头衔(“历史文化保护区”、“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镇”、“AAAA级旅游风景区”)并因此获益匪浅的浙江省西塘古镇为例,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认为是较好地保存了传统的生活场景,但由于各种保护的规则对居民的实际生活有所干预和限制,却也引起了一些人们的不满。类似这样的悖论现象,已经和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着。

  在旅游开发的很多具体场景下,古村镇的居民往往需要为外来观光客提供供其“发现”或“探险”的“文化菜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就会为应对外部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不断地“再发现”或重新解释自己的村镇历史传统。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过程当中,人们一方面津津乐道地叙说它“原汁原味”,把它说成是“原生态”的,总是不厌其烦地美化古村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可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时对古村镇进行大规模的硬件改造,以迎合居民现代生活的追求和为游客提供多种便利。例如,在江浙各地,以保护古村镇风貌和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为目标的综合治理,诸如河川清淤、古桥维修、街巷的景观整治、门面刷新、改良上下水系统和公厕、三电(电力、电信、有线电视)入地、路面交通改良等等,均程度不等地重塑了古村镇的风貌,或优化了古村镇的功能和结构布局,其目的都是要让古村镇既适合于向游客开放和进行某些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的展示,同时也能够满足古村镇居民自身的现代化生活及其对发展的需求。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对观光区和生活区加以区隔,例如,在浙江省的“历史文化名镇”安昌,就是把“街河”开辟为旅游观光区,以便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有所区隔。安昌古镇为了区别于周庄等其他水乡古镇的开发模式,还特别建设了“师爷馆”,以进一步地突出和强调地方文化的个性[25] [26]。不过,另辟新区的方法,固然可以使古村镇免遭城市新兴建筑浪潮的侵蚀,却又会割裂了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当把本地的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也作为资源予以开发时,古村镇的居民们就被赋予了对其随时进行现场演绎、“重现”和担负起表演角色的责任。当他们从新区回到古村镇里向游客展示或解说其过往的“生活”时,正如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去上班一样。而当他们同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展示者和表演者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原先自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迁。

  无论是保护,还是开发,古村镇都首先是一个现代的人居社区,其次,才是游客可以进入的景区。对此,如果本末倒置,反倒会带来破坏,从而背离它被“再发现”出来的初衷。特别是在以经济效益为“铁则”的当代中国,直接把古村镇作为“文化资源”予以过度开发,就有可能导致产生影响古村镇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诸种危机。向外来游客展示古村镇风貌,现在已是大多数古村镇的文化遗产之能够直接地成为经济发展资源的路径之一。近些年来,以地方经济、文化开发为导向的古村镇旅游热,仅在江南就有广受民间和媒体追捧的所谓“十大水乡古镇”。眼下,在乌镇、周庄、同里、西塘、诸葛八卦村、前童、安昌、理坑、杨柳青、暖泉村、党家村等为数众多的古村镇,它们所寻求的发展之路大都是发展旅游业,但在把古村镇作为“旅游商品”营销的时候,必须特别谨慎以避免市场经济这面双刃剑对古村镇的伤害。

  由于古村镇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世界对它的定义、需求和期待,因此,它似乎就应该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一个在外部的人们看来是非日常的生活世界;而当它无法保持或具备那种非日常性之时,它的社区居民就得学会以表演的方式展示那样的生活方式。正是在此类文化展示之中[27],必然地就会出现各种“民俗主义”的动向,进而其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观念甚至社会结构,也就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革。这里所谓的“民俗主义”,主要是指传统民俗文化或其要素在现当代社会里得以存续的方式或状态。那些被认定为传统民俗的要素,可以在脱离原先“语境”(例如,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与“脉络”(如特定的仪式和节祭等)之后,而被人为地任意组合或“嫁接”进现当代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28]。就像在餐厅里安放一座石磨,在宾馆大堂设置一架水车,在传统节日里添加新的意涵(如把七夕解释成中国的情人节),在时装秀上演示乡土的粗布,在城里的闹市开一家土菜馆,或是在水乡小镇开一家怀念民国时光的咖啡屋等等,在诸如此类的组合中,所有那些传统的民俗要素均被认为传递了某些意义,并由此酿就了某种乡土、乡愁或怀旧的氛围,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同时又都是现代或后现代生活的要素。

  民俗主义的手法或状态,在人们将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作为表演节目或展示的对象时,总是会有颇为活跃和突出的表现,当其分寸恰到好处,当它被受众乐于接受时,就会被赞美为古朴而典雅或是传统田园牧歌与现代社会时尚的结合等,但当它们过犹不及,就会被指责为胡编乱造,是人为拼凑的“伪民俗”与“假景观”。民俗主义的上述两个面向,反映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当中,既可能是保护与建设性的发展,也有可能是破坏或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最终的一切均取决于古村镇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选择以及他们是如何与外来“他者”进行交流的。

  致谢:本文曾提交给2009年3月6 – 7日在德国布莱菲尔德(Bielefeld)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布莱菲尔德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ZiF)主办,会议主题为“传统的复兴与发明:当代中国的宗教遗址与仪式的衰落和重构”。在此谨向王霄冰、傅玛瑞(Mareile Flitsch)、简涛等诸位友人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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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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