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冯骥才在最近的一次全国会议上指出，10年间我国自然村减少了90万个，“古村承载着农耕文化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古村改造时应避免直接破坏”。但也有人指出，自然村消亡是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脱离落后的生产和社会地位，对村民来说并不是坏事。

　　日前，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问卷网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2001人参与）显示，85.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周围的村庄正在逐渐减少，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村落消亡的实质是农村人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的变化。

　　参与调查的受访者中，57.0%的人为城镇户口，43.0%的人为农村户口。

　　村落消亡主要体现为劳力外流、务农减少和外地上学

　　在北京一个公园里，记者遇到了衣着朴素、戴着摩托头盔，今年40多岁的张平（化名）。他10多年前从东部省份一个农村来北京工作。“当年村子里人口外流的情况就比较普遍，很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打工，除了过年过节，一年中很少有人回去生活”。

　　张平如今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子，工作、家庭都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他告诉记者，农村年轻的一代，大都一长大就出来了，他们更喜欢在县城里买房住，过农村生活的已经越来越少。

　　调查中，85.9%的受访者发现周围的村庄正在逐渐减少。受访者对于村庄“减少”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年轻劳动力大量离开（64.8%），种田务农的人减少（64.4%），孩童大多去县镇上学（52.7%）。除此之外，耕地荒芜（42.6%）、村落人口的迁移合并（34.1%）、很少有人在农村盖新房（20.7%）也说明了农村人口正背离农村，走向城市。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观察，自然村消失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力的消灭，例如撤村合并，建立大规模的居住点或者城市，自然村的宅基地被用作其他用途等。“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农民不是自觉自愿离开，而是在行政与市场力量作用之下被迫离开家园”。另一种是村庄自然地消失。“一些偏远的村庄，交通不便，公用设施比较缺乏。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城打工，十室九空的情况越来越多，有的村庄甚至渐渐消失。”

　　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檀学文表示，自然村的消失显然应当是一个可以推测和观察到的事实。但是是否消失的速度如此之快，却很难说，他对已有数据仍存疑。

　　檀学文提到，对于人们印象中的村庄，有必要区分自然村、村落和古村落三个概念来讨论。自然村是一个地域概念，由若干户居民聚居形成，或大或小，有时边界也是模糊的。村落则是地域概念和社会学概念，包含历史、文化和社会联系等因素，理解为规模较大、有一定历史的或者由多个临近自然村的组成更为合适。

　　“大量的自然村消失，会降低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

　　调查发现，人们对村落消亡的担心确实不主要在数量上，而是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现实问题。68.0%的受访者担心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日趋严重；53.5%的受访者觉得城镇化过快会影响政策落地；44.0%的受访者认为年轻劳力离开不仅影响农村基础建设，更会破坏家庭结构。农民工无法在身份和社会保障上融入城市（43.8%）、一味强调商业而导致农耕文化边缘化（38.0%）、大拆大建破坏古村落文化传承（31.1%）等也是受访者担心的问题。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河埠乡邱斌（化名）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村子以前有10多户人家，70多个人，但是现在住在村子里就剩一些老人和留守儿童了。村里的田地只有几户人家在经营，而且他们都住在离村不远的镇上。“不仅地没人种，通往村里公路两旁的树木也无人修剪。有人说，城里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好，然而村子以往的气息荡然无存，如今想回去也觉得回不去了。”邱斌感叹道。

　　檀学文认为人们担忧村落消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方面，自然村落是长期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合理性，承载着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因此村落的消亡也就伴随着社会剧烈转型、文化割裂甚至消亡的担忧；另一方面，基层的基本单位是村落，村落的变动就意味着社会基础的变动，因此是轻易动不得的。

　　卢晖临认为，自然村消失后，农民可能会失去退路。“在大城市生活的农民工虽然长期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并不是市民，也没有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是一种伪城市化；在小县城定居的人是一种低质量的城市化。这种情况下，自然村快速消失会导致他们失去家乡低成本生活的选择”。

　　“在社会变动时期，村庄有助于应对震荡，帮助社会实现平稳过渡。村庄的消失则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大后方。”卢晖临表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当危机来临，小农经济和村社结构在重建秩序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社会得以长时间保持稳定的一个奥秘。大量的自然村消失，会降低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

　　“对于是否保留家园，农民应有自主权”

　　那么，村落消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调查显示，16.5%的受访者认为是好事，33.0%觉得是坏事，50.5%的受访者觉得不好说。

　　过半人数难以置评的态度源于“村落消失”的两面性。具体来说，38.1%的受访者赞同“村落消失的另一面是城镇化带来的收入提高和社会保障改善，体现农民向上的流动”。 22.3%的受访者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33.1%的受访者态度模糊。

　　在张平看来，村里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好是坏很难说，但他更倾向于在大城市生活，因为“城市资源比较丰富，个人发展的机会大，生活水平也高”。

　　檀学文认为，村落消失、村庄合并、城镇化进程共存于同一社会经济演变图景之下。在宏观层面来说，他们的演变方向是一致的，但也并非一定或者总是如此。不一致的地方表现为社会不平等、社会摩擦等，一部分人获得了更多的益处，而另一部分人失去了所有却获益极少。“例如，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民往往从拆迁合并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虽然村落破败甚至消失了，但是经济条件和生活并没有改善”。

　　卢晖临认为，对于是否保留家园，农民应有自主权。非特殊情况，不应该强制他们离开，而应该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仍会有人进城，而且农村人口减少还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地紧张关系。“但重要的是他们的家园还在，并且硬件变好、服务提高，使得留下来的人也能很好地生活。这不应该仅限于对少数特殊村庄的保护，而应该成为对农民生存、生活空间的整体保护”。

　　调查中，58.5%的受访者认为村落消亡伴随着了农村人经济地位的变化，即收入提高。53.4%的受访者认为这反映了农村人社会身份的转变，户籍改革打破了流动限制，更多的农业人口融入了现代城市分工体系。还有45.5%的受访者认为，这标志着农村、农耕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